杨苡（1919-2023）

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先生因病于2023年1月27日晚在南京逝世，享年103岁。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著有《青青者忆》（散文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编注）、儿童文学《自己的事自己做》等，译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及《兄妹译诗》（与杨宪益合集）等书。2019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她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将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也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奇迹。

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杨苡先生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爱国、进步、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血液般融入杨苡先生的人生选择。她明亮的人格让世人看见：被文学生活、文学事业、文学追求所浸润的人生是如何饱满与光洁。

今天，我们节选杨苡先生口述、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中的文章，致敬她的百年人生。

杨苡（1919~2023）

给巴金写信

17岁杨苡在“美丽照相馆“拍摄

我是十七岁时开始和巴金通信的。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家》《雾》《雨》《电》，不光是小说，他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哥喜欢胡适，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

冰心在燕京教书，我姐是真的崇拜。她的毕业典礼，带我去参加的。在燕京的礼堂，学生都在那儿了，就见司徒雷登戴着方帽子走过来，冰心和一些教师跟在后面，我姐站在外侧，靠过道，冰心就从她身边过去，她激动得很，大喊：“谢先生！”冰心连忙竖起手指在嘴前面，让她别响。

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颂母爱，我是有点隔膜的，因为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

其实也不光是我，我在中西的好友当中，有好几个都迷上了巴金，读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的小说对年轻人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差不多就在我开始给巴金写信的那段时间，同学刘嘉蓁也在给他写信。

一九八五年我和她通信时还说起这事，她在三八妇女节那天的来信里这样写：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

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歌唱，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

刘嘉蓁到延安之初还给巴金写过信，巴金称赞她路走对了。

当时我也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去寻求抚慰的。那段时间我特别苦闷。有好多因素，一是前面说的一二·九运动，再就是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

我哥对我特别好，我总是跟着他，什么事都听他的，像是一种依靠。有一次我上楼，仰头对空气喊了声“哥der”，堂弟杨纮武听到，就对母亲说，六姐是想哥哥了。

我一直叫我哥“哥der”，那是从一个玩笑来的：八叔家的四哥还有七叔家的五哥，加上我哥带我一起玩，他们和我哥都上新学书院，会英语，跟我说，喊我哥要说“dear哥”，我不会说dear，一说就说成“der”，他们当笑话，说，行，你就喊“哥der”，后来就一直这么叫。我总跟在我哥后面，到老了我姐还说，我和我哥是一拨的。

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对于我，他也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就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写信。

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事实上，信我是悄悄写的，收到信也不能公开，尤其更要瞒着母亲。

我在第一封信里写了对他作品的喜欢，还有对他的崇拜之情，以后慢慢地，什么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他说，什么事都问他的意见。

都是很长的信，我喜欢做梦，梦多，在信里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我给朋友写信习惯写得很长，但给巴金的信特别长，以至于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说我有一封信长到写了十七页纸。

可能是第二封信，我就说到了对我的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他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嘉蓁之间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路走对了”，否则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嘉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可能他会说，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我想想，如果刘嘉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

我跟巴金通信，母亲并不反对。我开始瞒着她，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我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还有巴金写信，她都是知道的，他们回信，我告诉她，她嘴里不说，心里也是高兴的。她也有她的虚荣心嘛。

巴金的《家》她看过，知道他名气很大。对《家》怎么个看法她没说过，不过晚年她有次说我，你和你哥都不给我争气，就知道玩儿！你们怎么就写不出一本《家》呢？巴金能写，你们就不能写？

但是另一方面她挺传统，对巴金鼓励年轻人反叛家庭，以及我受巴金的影响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也是晚年的时候，有次她对我说，你都是给巴金害的。这是说我后来的路，离家去读书，包括婚姻，都不是她的安排。

沈从文先生

沈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好像也就那么一次，他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对女生特别爱护。那次批评我时，我和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邻居，很熟了。

是郑颖荪领我认识沈先生的。我搬到青云街没几天，有天他下楼，撩开我自制的土布门帘，做手势要我出来，说，杨小姐，我带你去见个人。他带我去见的就是沈从文。

我是最怕见生人的，每见生人只知道鞠躬，而后就剩下低头站在一边绞手指。说是要见沈从文，我就更慌。早就听说过虽然沈从文当过兵，自幼看惯了杀头之类吓人的事，人却是个腼腆书生样，一点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那种。可毕竟是生人，还那么有名。

沈先生的《边城》我在天津时就读过，但我更喜欢的是巴金。

我姐是沈从文的粉丝，也不光是他，“京派”作家里好多人的作品她都爱读，像周作人、冰心的书她都买的。《边城》我好像也是从她那里看的。

他们几个都到燕京大学做过讲座，周作人有次去，还是大公主包的车去接的。大公主没读过多少书，小学的水平，在燕京借读，接周作人那次她都抢在头里，陪着一起走，周一个老夫子的样子，她穿得漂漂亮亮在旁边一扭一扭的，可笑极了。后来照相，她就挨着周作人坐。对人介绍我姐，说是姨太太生的，把我姐那个气呀。

我第一次见到冰心是去观摩我姐的毕业典礼。典礼上安静极了，不像现在乱哄哄的，冰心走过来，我姐看到了，就嚷：“谢先生！”冰心见了竖起手指在嘴上，让她别出声。

我姐说，沈从文去的那一次最有意思，那次不是演讲，是座谈，大家围坐在一起，轮到沈先生讲了，他半天不开口，好不容易开口了，说：“我不会讲话。我害羞。”而后又不响了。我姐说，真是窘死了——不是他窘，是听的人坐在那里，心揪着，不知如何是好。名作家呀，怎么会是这样？！

在青云街是头次见到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的样子。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他和颜悦色，轻声细语的，我还是紧张，只会傻傻地望着他，低声说了句：反正我要像觉慧！没头没脑，有点“文不对题”吧？也不知是对他说，还是对自己说。

怎样就算是“像觉慧”呢？其实我也没个谱。沈先生鼓励我埋头读书，我也没做到，成天看小说、唱歌、写长信，要不就是在麻布上绣我想出来的花样。我还买了把乐锯，亮闪闪的，没事就吱吱呀呀地拉，幻想着能在上面拉出托赛里的小夜曲。

作者：杨苡/口述  余斌/撰写 2023年1月 译林出版社

离开了家，一下子所有的管束都没了，我的兴奋还没结束，那情形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结束了高考进大学，自由得不知怎么挥霍时间，就忙着兴奋了。

我和沈先生很快熟起来。他的客人多，因为知道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作家、诗人来访，他会让我也过去见见。

我的房间隔着院子与沈先生的屋子相望，从后窗可以看见他那儿。院里通常都是黑洞洞、静悄悄的，有个晚上，忽听到清脆的女声喊“从文”，就见到对面沈先生的身影立起来，拿着灯往下走，灯在楼梯上移动，人就像飘下来似的。

而后就听见沈先生大笑，原来是冰心从呈贡来看他。院子里立时欢声笑语，笑语未毕，他就朝我的窗户喊：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我匆忙下楼去拜见，这是第二次见到，上一次是在我姐的毕业典礼上，但我根本不会寒暄，扯扯当时的情形什么的，只鞠了个躬，马上就溜掉了。

没过几天，又是个月夜，沈先生又大声叫我：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徐芳！哈哈，你这个小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漂亮哩！徐芳是北大高才生，好像还是“校花”，不像冰心的清秀，像玫瑰的热烈。她哇啦哇啦滔滔不绝说个不停，沈先生只是微笑着听，我嘛，当然更没话了。之前没听说过徐芳，后来也没读过她的诗，因为沈先生，这一幕还记得。

四十七年后，沈先生大病初愈，口齿已不大清楚了，我和杜运燮去看他，他喜欢听我们“摆龙门阵”，在他那间明亮的书房里，我和杜运燮海阔天空地聊，他坐在一把半圆形的藤椅上笑眯眯地听。我说起当今女作家抽烟的不少，不是逢场作戏抽着玩，是真抽，他忽然笑眯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徐芳，也抽烟。

沈先生对我的不够用功当然是清楚的，有机会就劝诫我。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这样教导学生了，他自己是很用功的，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看到他在糊纸的窗后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才站起身来举着灯走进卧室。

昆明那时用的都是煤油灯，昏黄微明——那个情景我印象太深刻了！有一天我懒散得很，懒得看，懒得写，早早吹熄了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盘算明天找谁去玩，到哪儿逛逛，吃焖鸡米线还是吃饵块……第二天一早沈先生上楼到外间来工作，笑着对我说，昨晚写了什么了？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哟！我羞得无地自容。

之前他就对我说过：要用功哩！我去睡觉，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像平时说话一样，他都是笑着说的，但其实都是认真的教诲，只是我总是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