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大街坦荡如砥，年龄稍长的人都知道，地面下北边是原北京内城南城墙的墙基（现崇文门东的“明城墙遗址”向西延伸是也），南边是原北京内城南城墙外环绕的“护城河”（现为“盖板河”）。北京文史研究馆《北京文史》杂志2022年第4期审稿时，其中一篇伦志清先生的《忆少年时的东莞新馆》颇引我读。现在刊物已出版了，但刊物阅读面毕竟有限，我倒想就其中几点内容作一个引荐。

宣武门箭楼及护城河旧影

伦志清所说的“东莞新馆”，位于宣武门外西侧的“上斜街”上，其北临着护城河。伦志清描述了他小时候，上世纪50年代护城河的情景：“上游河水充沛，河两岸堤边绿草茵茵。河北岸靠城墙，往西看是西便门护城河拐弯处，河中间有座柳树岛，往东瞧是雄伟的宣武门城楼……春夏秋季，我们常在河边、小树林和草地上拿着竹棍网子，追捕蝴蝶、蜻蜓和蚂蚱……在护城河边上捞蝌蚪、小鱼和鱼虫。”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学雷锋运动中，我们经常在荧屏上看到雷锋擦拭自己爱车的镜头：车头上红底白字的“解放”二字和雷锋帽徽上的红色星星相映生辉。还有雷锋在驾驶座上专心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镜头：白底金字的书捧在胸前，雷锋忘我地阅读。雷锋手中的抹布清水涟涟，身后是一派绿树婆娑的风光……原来这些镜头就是在宣武门外护城河中的柳树岛附近拍摄的，伦志清和他的小伙伴们或许都是不远处的围观者。

西南角楼旧影

护城河也是孩子们的游泳场。宣武门外往西的一段河道，水中的闸坝激起浪花溅溅，人称之为“响闸”，从河床下边到北半边的斜坡上曾经整齐地码砌着一大片石板，丰水时基本上全没在水中，枯水时就有不少裸露在河坡上，石板表面凹凸不平，长度大约是一个成人的身高，厚度上也有孩子们半个多胳膊那么厚。离开这块石板地，孩子们的细腿往往会“陷”到淤泥里，有时候甚至会没到膝盖。而踏上了这块石板地，那就绝无“别马腿”之虞，只不过脚底下麻扎扎的有点“硌”。1958年，这段河道断流清淤，工人们用“吊轮”将一块块大石板运到岸边，用锤子凿，扁铲磨，规整成长方形六面溜平的原石板材，齐刷刷堆在岸边。不久，它们被大平板载重车调集到天安门前的旷地上，用来铺筑广场坦平的路面了。历史很轻巧地翻过了这一页，后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再述及曾铺在河边的这块石板地了。

伦志清从自己住过的“东莞新馆”追溯起，逐步扩及宣武门外的寺庙衙署，会馆名居，考索其源流本末，辑录其逸事佚闻。宣武门西、城墙根儿侧，有“象房”、“象坊桥”、“象来街”等地名引人注目。“洗象为北京应时风俗之一，于每年六月初六举行，地点则在顺治门外迤西响闸地方。是日晨，由象奴从顺治门内西城根象房，将各象率至响闸地方之河中洗之……是日也，无论老幼贫富，倾城而至，沿河两岸，皆极拥挤……河中之象用鼻吸水，向两岸喷之，适当其冲之男女头面淋漓……”这是1936年出版的《北平岁时志》所引资料，编者即京华史家张次溪——他是“东莞会馆”的另一家住户。

伦志清梳理这些内容时才明白，原来他们小时候游玩、踏过无数次的大石板，就是古代皇家洗象池即群象大浴场里的。河里，孩子们的小瘦腿都有陷进淤泥中的危险，在当时，几千上万斤的大象，倘没有大石板的“托底”，那场面不可设想。

沿着护城河再西行，今天长椿街路头有一片蓊郁的园林绿境，有隐约的城墙建筑在焉。应该说这里是与城东崇文门东侧的“明内城城墙东南角楼遗址”相对应的“明内城城墙西南角楼遗址”。只不过这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仿建的工程，在城墙的高度、厚度以及用砖的尺寸上都不够，而且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以“西便门城楼遗址”称之，给人们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这当然属另事，暂且搁下不提。

伦志清他们当年走西护城河，到了残破的西南角楼一带，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陶圈”突出地面。它是黄土烧制的井圈，红褐色，每个井圈直径约1米，高约50厘米，厚约10厘米，圈内还有清晰的绳纹。快到西便门河水拐弯的地段，“陶圈”密度增大，大略数下就有十多个。当时挖掘、整理这些陶圈的考古人员回答孩子们，这些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古井，靠近西便门一带，应该有座古村落……多少年以后，伦志清在古长椿寺改建的“北京宣南博物馆”中看到了老朋友：“陶圈”。

伦志清是宣武门上斜街的老人，1950年生于北京，1968年去东北插队，1979年回到北京，近年来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他的祖父是著名的藏书家伦哲如（1875-1944），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他与张次溪同居于“东莞会馆”（老馆）时建“续书楼”，并将毕生精力投入“续修《四库全书》”之中，张次溪自少便从伦先生那里求学。伦哲如先生在南新华街小沙土园开过著名的“通学斋”书铺（应是在今“海王邨”西邻，《贩书偶记》的孙殿起也在通学斋），伦哲如所著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享誉书林，后来他的毕生所藏图书归入北京图书馆。伦志清的父亲伦绳叔（1919-1981），是北京汇文中学、三十一中等校的优秀物理教师，晚报的读者中应该不乏他的学生。年逾七旬的伦志清拾笔作少年时宣武门一带的风物杂记，他在《北京文史》上的文章当然比我这里转述的更丰富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