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称儒学为“我们的儒学”，透着一股无以言传的亲切感。中华传统文化是至今活着的文化，这就决定着我们注定无法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讨论传统文化。积极有为、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积累、人文底色、价值标准、话语方式和生活习性，是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所谓激活儒学，就是要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儒学是中国人的哲学。儒家对人与人、自我与他者、国家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思考是简洁而深刻的，没有曲里拐弯儿，没有模棱两可。孔子的人生智慧既有形而上的思考，又充满了日常生活智慧，他既主张“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种自省和反思既是自我完善、自我修炼，更是一种自我与世界的对话方式。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积极的、向上的、担当的、创新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儒学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

儒学把修身看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但是，儒家从不脱离现实生活去讲做人的道理，更不是单向度的道德说教，儒家主张“群居切磋”“共与适道”，在因时变革中施政。儒家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一种活的传统。儒家注重“人道大伦”，强调礼乐教化，将“礼”作为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融会在治国理政和百姓生活之中，有敬畏、有仁爱，有宽容、有理性。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王蒙认为这种维护正义、承认差别、减少纷争、各行其道、适可而止的智慧是了不起的。仁者无敌，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现在看来都是一种远见，是大智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更在乎维护人的尊严，更看重触及人的心灵。他强调的中庸之道，是最稳定、最长远的治理之道，治理国家不能靠暴力、走极端，这是何等高明的政治选择！王蒙说，孔子致力于让人们活在当下，让人们活得更好。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和文明，价值和魅力恰恰就在于对于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儒家思想里面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孜孜以求。

孔子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去空洞地讲道理，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坦坦荡荡，为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哲学而劳苦奔波，他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不两面三刀、强人所难。他对弟子的教化更多的是一种交流、商量和切磋。王蒙由此得出一个生动的结论：“儒学是亲和、恰到好处的此岸思潮。”儒家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去解释生活。他们认为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首先要积极地生活，主动地去寻求光明和幸福。儒家注重人性的自然状态，所谓“率性之谓道”。《孟子·离娄》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儒学对于精神物质、个人群体、义利等关系的思考，都是有立场、有原则、有气节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恪守道德底线、不断道德反省、追求道德完美是儒家守护君子人格尊严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孔子的“君子求诸己”，还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都是通过修己安人的自我完善来实现人生的理想目标。王蒙对此的解释更加简洁明快：能担当、能自谦、能改过、能学习、能提高、能操作，不论做什么，靠自己的真人品、真本事、真奉献。

孔子是一位“吾道一以贯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追求理想人格、理想生活、理想秩序，向往恃德不恃力的德治仁政。仁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充满了实践精神，仁爱里面有善良、有仁义，更有对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追求和担当。孟子在道义面前，有一种舍我其谁、舍生取义的担当精神。孟子的“民为贵”思想，具有极强的批判性。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的民本逻辑是基于对人性、权力和道义的深刻思考而得出的严肃结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恣意妄为的严重后果：“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子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难怪王蒙先生慨叹：“君子的不妥协性与尖锐性彻底性振聋发聩。”儒家有一种重建斯文、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孔尚任在《花屿堂稿序》中说：“人生最足惜者，不闻道也。”这种韧劲对于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今天，掌握历史主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尤为珍贵。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