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2002年春，我国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2022年5月，此项工程进行了整整20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距今5500至3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四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为研究重点，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需要解决几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有多久的历史？二是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华文明为何会走出一条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道路？四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道路和机制有何特点？五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居于何种地位？

经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二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溯源中华文明，为我们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源泉，为我们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本书围绕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个突出特性，从考古实证出发，带领读者探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

就中华文明“和平性”简要而言，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虽然也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未倚仗强大的武力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原因之一就是“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存在，即便在非常强大的汉王朝和唐王朝等时期，中华民族也并未通过军事扩张手段来扩充自己的领土和势力范围，而是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通过羁縻政策来经略王朝直接控制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就是通过册封的方式来承认各地酋帅对自己势力范围的控制。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可以看到，东汉和魏国的皇帝册封日本列岛九州北部的倭奴国王和倭国女王，并赏赐丝绸、铜镜等大量物品的记载。在日本九州北部福冈县志贺岛出土了东汉皇帝赏赐给“汉委奴国王”的龟钮金印，与古代文献记载恰相吻合。以日本古坟时代（公元3至7世纪）的关西地区为中心，豪族墓葬中往往都出土有中国风格的铜镜，与《三国志》记载的魏国皇帝赏赐给倭国女王卑弥呼铜镜百枚的记载相吻合。

这种方式被广泛用于处理我国古代王朝与周邻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对于那些实力比较强大的部族集团，往往秉持以和为贵的方略，采取加强交流的方式。著名的昭君出塞就是汉王朝采取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这一政策成为历朝历代的重要外交手段，对于维持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城的兴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战国时期，燕齐赵楚等国纷纷建造长城，以防御其他诸侯国的进攻。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是出于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考虑。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出现“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遏制了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融合。

丝绸之路更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写照，汉朝处于当时领先地位，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交通贸易的通道，推进了东西方的互利合作。明代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开通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东非肯尼亚东部沿海地区曾发现中国风格的瓷器和自称祖先是跟随郑和船队而来的华人后裔。在南海多次发现的沉船中可以看到，船内主要的货物都是瓷器等生活用品，足见海上丝绸之路是友好之路、和平之路、贸易之路。

本书的四位作者均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亲身参与者，乃至主要负责人，是阐释“中华文明起源”这一宏大、重要主题的适当人选。该书的出版，能够向读者诠释何以中国，带领读者理解何为文明，加深读者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认识和感悟，对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树立坚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