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共出了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以江苏籍的状元最多，有四十九名，其中苏州府独占二十九名（数字存在不同说法）。正所谓“经济越发达，教育越发达”，明代，江苏的经济全国领跑，成化年间，全国向北京调运的四百万石漕粮中，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一省调运的漕粮就有一百七十万石，占比超四成，形成“天下财赋出东南”的局面。清代延续了明代的经济发展态势，“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苏州的学校“肇于宋范文正公之遗泽，胡安定之教，百世而下，学者犹宜兴起”。为进一步振兴文教、改善民风，康熙帝命内阁学士汤斌出任江宁巡抚。“化民成俗，莫先于兴学育材”，汤斌上任后，对因家贫无力入学者予以资助，一时间学风大盛。

在此背景下，苏州状元频出，乾隆四十六年（1781）更出了一个“三元及第”的钱棨（qǐ）。所谓“三元”，即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中第一名。除了钱棨，清代“连中三元”者还有临桂（今广西）人陈继昌。

钱棨（1734-1799）字振武，号湘舲，苏州府长洲人，为吴越王钱镠之后，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祖钱中谐，在康熙十八年（1679）中博学鸿词科，名列一等。钱棨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乡试中式第一名解元，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会试中式第一名会元，殿试中式第一名状元。乾隆帝钦点他为状元时特别高兴，曾赋诗记盛：“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暾。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文运风云壮，清时礼乐蕃。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讵止求端楷，所期进谠论。王曾如可继，违弼我心存。”副主考翁方纲则把数百人的赞颂诗编成《三元诗集》，以示祝贺。后人还在钱棨的进学之地苏州府学建立“三元坊”，来表达对他的纪念。

乾隆帝雅擅诗书，曾命修《钦定四库全书》，编印《石渠宝笈》及《三希堂法帖》等，对钱棨寄予厚望。但官场险恶，钱棨既不如前辈状元王杰、潘世恩等官拜大学士，手握权柄；也不如后辈状元翁同龢、孙家鼐等贵为帝师。对钱棨的经历，史籍记载相对简略，世人只知他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次年任上书房行走，侍教皇子，因不到书房督课而遭革职留任。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詹事府右赞善，次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1795年擢詹事府中允，升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嘉庆二年（1797），擢詹事府右庶子，寻转左庶子，翌年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四年（1799）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提督云南学政。钱棨为人正派，每掌试事，拔士公正，众人悦服。考察官学时，他虽疾病染身，仍带病坚持公务，卒于任上。云南总督代为料理后事，送柩回籍，葬于苏州府吴县胥口镇的香山。钱棨著有《湘舲诗稿》，惜未见此书，不能详知其为人处世之道。

钱棨的传世书迹不多：昆山孙铨撰集的《寿石斋藏帖》四卷中，有钱棨与少迂书三通；阳羡万贡珍撰集的《填词图题咏》中，有钱棨“沁园春”词；吴湖帆搜集、现藏苏州博物馆的七十二把状元扇中，有一把为钱棨所作。本文附图为笔者藏钱棨所书明人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的两则行书，字体甚似董其昌，一段为“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人之门室也。评书法一则”，另一段为“东坡作书，于卷后余数尺曰：‘以待五百年后人作跋，其高自标许如此。’右临‘画禅室’字话于染云精舍”。这两段语录亦可视作钱棨的观点，即书法要以奇为正，如何评价应由后人决定。何沛雄教授和篆刻家易越石老先生曾应邀题写引首，两位前辈今已谢世，展卷缅怀故友，不胜唏嘘！

康乾时代推崇董其昌书法，康熙帝更是晨夕观赏，为董书题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指晋人及颜真卿、苏轼、米芾等），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由是董书风靡一时，“满朝皆学董”，士子也多习董书，钱棨亦不例外。

而自明代以来，科举考试要求应考者字体端正，有所谓“馆阁体”。虽然馆阁体束缚书法自由，甚至有“千人一面”之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为应考者打下坚实的根基。观钱棨书法，笔笔扎实有力，转折处运腕提按自如，其悬针及撇捺均力达毫端，如“评”字、“则”字之末笔，还有“如”字、“此”字，若无深厚功力，难臻此境。

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促使清代书家辈出，各种书体及书风俱备，集历代之大成，堪为中国书法史上一段不容忽视的时期。而像刘墉、成亲王、铁保、王文治等人的书法之所以一直被后世推崇，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面目。反观钱棨的书法，运笔纯熟自然，功底深厚，却少有自己的面目。俗话说“字如其人”，以此观之，钱棨或许是个循规蹈矩之人；不过在朝为官，小心谨慎亦无可厚非。尽管缺乏“辨识度”，钱棨的书法确有平和婉约之气，受一般人的欢迎。

在我看来，书法的线条、结体，应予人美感，以怪异疏狂为法并非正道，更不能将婉约、秀丽、规矩视为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