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响应国家号召，近2000名天津医务工作者和8000多名家属，离开熟悉的家园，南下支援祖国边疆广西的医疗卫生事业，扎根广西73个县的176个边远卫生院，被广西人民亲切地称为“天津医生”。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三位留在广西的“天津女医生”，她们初心不改、不忘使命，跨越半个世纪，用青春热血守护生命，让医者情怀代代相传。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黄婷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高峰

荆永琦近照。

“走了一辈子，走到广西不走咯。”

从外形看，今年92岁的荆永琦俨然就是一位广西老太太，但是只要一开口，便会不小心暴露她的家乡——天津。

半个世纪过去，她在广西扎下根来，却始终乡音未改，让人对她的过往和背后的故事充满好奇。

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村普遍都是旧法接生，新生儿容易因得产后“破伤风”夭折，产妇也容易因感染死亡。新中国成立前，党中央决定培训一批新式接生员，降低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

家在辽宁省本溪市的满族姑娘荆永琦被选中，在此之前，小小年纪的她已经参加过农务会和土改工作。

组织找当时只有17岁的荆永琦谈话，问她：“小荆啊，现在培训接生婆了，你敢去吗？”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未婚的小姑娘当接生婆是会被人笑话的。

“我敢去呀！”从小就胆大的荆永琦回答道。

“你得真心为了解放妇女，保护妇女，守护妇女健康。”

“凡是对党有利的我都去！”荆永琦毫不犹豫。

于是，荆永琦来到辽东省卫生干部学校进行助产士学习，成为我国第一批新式接生员。让荆永琦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她会将这项技术带到距离天津千里之外的广西农村，挽救了那里数以千计的妇女儿童的生命。

1969年，为全面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精神，近2000名天津医务工作者和8000多名家属，远离条件优越的大城市，扎根广西73个县的176个边远卫生院，为广西各族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广西人民将支边援桂的天津医务人员亲切地称为“天津医生”。

“天津医生”中，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数量并非少数。她们满腔热忱，带上丈夫和孩子，克服重重困难，在广西边远农村挥洒汗水、治病救人、传播健康知识、开展疾病防控……跨越半个世纪，用青春热血守护生命。

▲广西宜山县祥贝公社卫生院的“天津医生”和解放军医生、赤脚医生一起下村巡诊。图源《天津支边医生在广西》

“马驮医院”的医生们在出诊路上。

“天津医生”在隆林各族自治县克长公社为少数民族群众进行体检。

“马驮医院”的医生杨兴蓉（右一）走村串寨探望病人。

奔赴

从辽东省卫生干部学校毕业后，荆永琦便在辽宁省本溪县立医院工作，24岁入伍，抗美援朝期间在后方医院工作，后转业到天津，先后在公安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工作。

当得知要去支援广西时，39岁的荆永琦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组织考虑到她有四个孩子，提出她如果有困难，可以留下。荆永琦说自己已经写了申请，还是决定去。

荆永琦的丈夫是天津人，在工厂当工人。他对荆永琦说：“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这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她把家具送给亲戚朋友，没给自己留退路，和丈夫带着四个孩子登上了去广西的火车。

一家六口先是坐火车，然后坐汽车，再坐船才到了河池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荆永琦的小儿子孙庆革当时还只有13岁，因为坐了太久的车，下车时已经晕头转向，但看到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当地群众，一下子就被热闹的场景吸引了。在经历了十来天的路途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天河卫生院。

杨兴蓉和荆永琦有着相似的经历。

1951年6月，14岁的湖南湘西姑娘杨兴蓉考取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医卫生学校。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后，杨兴蓉跨过鸭绿江，被分配在四十七军医疗二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经历了三年血与火的洗礼。此后，她又参加了“金门炮战”，最后转业到天津。1969年，听闻广西农村缺医少药，传染病一来，一个寨子的人都不能幸免，杨兴蓉觉得很痛心。

“我说，不行，我要去救！我是在军队锻炼过的医务人员，我要去祖国最艰苦，最需要我的地方！”为此，32岁的杨兴蓉放弃了在天津的好工作，来到到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并带上了两个分别只有12岁和6岁的儿子。

曹来斤近照。

同样主动申请去广西的还有曹来斤。当时，医院考虑到曹来斤的哥哥和妹妹均已在外地工作，弟弟正在上学，家里需要人照顾，没有把她列在支援名单里。曹来斤知道后，主动写了两次申请，终于得到单位的批准。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有那种热情。”那一年，曹来斤21岁，是“6·26”支边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姑娘，“就是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当时走的时候，我一滴眼泪也没流，觉得很光荣。”

曹来斤被分配到了南宁隆安县的布泉公社卫生院。因为当地没有通车，只能由卡车把她们一行人送进去。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曹来斤之前对山并没有概念，直到来到广西。“坐卡车上山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用力，下山的时候，心好像噔的一下，掉了下来。”

融入

初到广西，荆永琦虽然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但还是很快融入其中。那时候，农民吃的是玉米稀饭，有的时候稀饭放了两三天，已经发酸，荆永琦也跟着他们一起吃。配菜基本是捣碎的，加了一点盐的辣椒，喝一口粥，蘸一口辣椒。一开始，荆永琦经常拉肚子，后来好些了，又总是生病，很长时间都没痊愈。

为了照顾来自天津的医生，当地让他们住进了最好的用砖砌的房子（当地普遍住竹楼），但是屋顶只有瓦没有棚。房子会落灰，也会漏雨，于是吃饭或者包饺子的时候，荆永琦和孩子们便躲在蚊帐中进行。尽管如此，一家人却其乐融融。“我家孩子总说，困难？咱想想两万五（指长征），咱不苦。”

吃住以外，荆永琦最怕的是当地一种叫“小咬”的墨蚊，“腿和手都被咬烂了，一年多才好。”到大队巡回医疗，爬一次山要三四个小时，晚上再原路返回。有一次荆永琦累得不行，躺在竹椅上就睡着了。睡醒后，她的脸已经被墨蚊咬得肿了起来。

回想起以前，曹来斤记得那时的自己总是又累又饿。

一次，曹来斤和同事到20公里外的一个大队，为一位难产的产妇接生，忙到傍晚开始往回走。回来的路上，雨越下越大，天也已经完全黑下来，道路又窄又滑，一边峭壁一边悬崖，如果掉下去，非死即伤。同事紧紧抓住曹来斤的胳膊，两人摇摇晃晃走在山间。晚上九点多，他们碰到一位农民，得知需要再翻过两座山才能到家，两人一下子瘫坐在地。

做“四病”（麻风病、妇科病、钩虫病、丝虫病）普查和宣传时，一个工作队有好几个人，但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顿饭只煮半斤米，曹来斤常常饿得眼冒金星。后来，她炒了一点儿面粉放在罐子里，饿了就抓一把面粉吃。

山区缺水，曹来斤回忆自己到大队巡诊，10天没洗过澡。“一个饭盒装的水，洗脸漱口加上喝水，得用一天。”

“那时候生活确实很艰苦，但是心情很愉快。”曹来斤说。

杨兴蓉近照。

到公社后，杨兴蓉每天都要出诊救人，只能将两个孩子留在家里。一天，弟弟的肚子疼得不行，哥哥手足无措，哭着给因工作留在天津的爸爸写信：“爸爸，弟弟肚子疼，我不知道给他吃什么药，我给他揉揉肚子，他还疼，妈妈已经出诊了，我真没有办法。爸爸，我们想你，你快来吧！”

接到这封信以后，杨兴蓉的丈夫顾忠会泪流满面，心疼不已，决定去广西，和妻子一起。经过几次申请，他终于得到批准。1970年7月份，一家人得以团聚。

杨兴蓉所在的地方是云贵高原的最边缘，大多是原始部落或深山老林，住的小窝棚四面透风，没有汽车、没有电灯。

因为没有米饭可吃，有的寨子也没有盐，杨兴蓉和村民一起吃着野菜，喝点玉米细汤。“把锅盖一打开，苍蝇扑面而来，你吃不吃？我们就闭眼睛，吃！”杨兴蓉一边说，一边笑着比画当时的场景。

“我没感觉到困难，因为我是战场上出来的，战场上我一口炒面一口血，能比那个困难吗？”

为了能更好地给村民看病，和他们沟通，得到他们的信任，杨兴蓉很快便学会了苗语，和村民们成了朋友。如今，杨兴蓉依旧能随口说出一些苗语。

守护

20世纪60年代，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伤寒、麻疹、流脑肆虐，八桂儿女饱受病痛折磨。“天津医生”的到来，极大提升了广西农村医疗卫生水平。

荆永琦的日常工作是下乡接生和出诊，不分昼夜。那时候的她不知道害怕，半夜两个小伙子喊她去接生，她拿起东西就走。荆永琦带来的新式接生法，使得许多产妇都能顺利生产，一来二去，她把天河公社100多个生产队走了个遍。

“就一心想着为群众解除病痛，群众需要我，我就得义不容辞地去。”慢慢地，荆永琦从一名助产士变成了一名全科医生。“这是工作上比较难的地方，因为什么病群众都找你，我只能不断地看书和学习。”

因为缺药，她就跟着当地的草医学习采药和认药，学会了之后再办学习班，带着赤脚医生一起学。不知不觉间，荆永琦学会了100多种草药的使用，也自学了针灸。荆永琦还培训了两三批新法接生员。“我去的那些年没有出现过婴儿破伤风。”荆永琦引以为豪。

除了日常的出诊，曹来斤还会进行妇科病的普查和防治宣传。当地妇女基本在家由接生婆或老人接生，妇科病比较多，月经期也没有保护。她们便定期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和妇女接生员培训。

因为是卫生院最年轻的医生，许多任务曹来斤都主动请缨。她跟着解放军卫生队一起去原始森林中采过草药，参加过“三夏”（夏收、夏种、夏粮入库）工作队，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支援过6927铁路工地。

不管条件如何艰苦，只要能治病救人，杨兴蓉便觉得一切都值得，因为她“把救死扶伤当作最有意义的事情”。

一次，杨兴蓉看到一位村民因病导致肠子外露，“如果不救，他必死无疑。”她想救他，但手上只有血压计、听诊器和手电筒。怎么办？杨兴蓉想了想，把手电筒绑在头上当无影灯，找来针，为村民做了一个小手术。手术意外地很成功，杨兴蓉也为救活村民而高兴。

一个寨子里有几个孩子出麻疹，杨兴蓉在寨子住了下来，叮嘱村民不要外出，也不要让人到寨子里来，避免传染。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几个孩子全部治愈，没有一个出现并发症。

疟疾肆虐的时候，寨子里很多人发高烧，倒地不起，杨兴蓉和同事翻山越岭前去救治。担心病人不吃药，杨兴蓉每天把药放在病人嘴里，再把水递到他们手上，看着他们吃完药才走，连着来三四天，直到病人完全好起来。“好多传染病，我们都是这么根治的。”

改变

杨兴蓉和丈夫还创办了“马驮医院”。

德峨公社海拔大都在1600米左右，属于“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高寒山区，交通极为不便。经常看到奄奄一息的病人被从几十里外翻山越岭抬到卫生院，杨兴蓉很难过。

她和丈夫萌发了用马驮药箱，将药送到田间地头的办法。特制的药箱，不仅能装药品和医用器具，展开还能当手术床，就地实施手术抢救，被当地百姓称为“马驮医院”。

“病人这么远这么难地走到这里来，我宁愿自己辛苦点，带点医疗器械走出去，哪里有病人，我就去哪里。”“马驮医院”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控制了疟疾、伤寒、麻疹等传染病的流行，普查了妇科病，并在全公社15个大队建立了卫生室，每个大队培养了1～2名赤脚医生，在351个生产队中都分别培养一名卫生员和一名新法接生员，配给了接生包，普及了新法接生。初步形成农村基本卫生网络，逐步改变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

杨兴蓉还和同事跋山涉水，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体检，写成了论文《德峨公社6239例各民族学龄前儿童健康普查报告》。

因为杨兴蓉和同事做的种种工作，当地人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涌姑扎”（好医生）。刚好那里的苗族人也姓杨，他们便将杨兴蓉看成“自己人”。

“你出去学了本事，毛主席把你派回来为我们治病，是我们的恩人。”1978年6月，德峨公社在第一届“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上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

有人因“天津医生”获得新生，而有人因“天津医生”改变了人生。

杨文升是隆林各族自治县土生土长的苗族孩子，7岁时得了急性肠梗阻，杨兴蓉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得了这个病基本上是等死，‘天津医生’来了以后，杨兴蓉走在最前面，我心里好像有种亮光，所以我也要学医，救更多人的生命。”后来，杨文升成为当地苗寨的第一个本科生，并填报了医学专业，现在是百色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如今，他还会时不时去探望杨兴蓉。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吴锋耀对“天津医生”也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他上小学时，他和“天津医生”的孩子成了同班同学。他记得小时候吃的“打蛔虫”的宝塔糖，便是“天津医生”给的。大学毕业后，他也在荆永琦待过的卫生院和县医院工作过，和老人缘分颇深。

“那个年代，他们在乡下走村入户，走山路，半夜三更都去接生、救病人，从来不说一个‘不’字。我下乡的时候，碰到一些老农民，一讲到‘天津医生’，个个都说‘天津医生’最厉害。”在吴锋耀心目中，当医生就要像“天津医生”那样。

有感于“天津医生”的奉献，吴锋耀专门作词，写了一首名叫《天津医生》的歌，表达了八桂乡亲对他们的感谢和思念。他歌曲中这样写道：

一条路一颗心全心全意

一把草一根针救死扶伤

踏破千山走千寨

蹚水过河进万家

不畏风尘妙手回春

天津医生如下凡的天使

伴随着悠扬婉转的曲调和一张张老照片，这首歌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艰苦却又激情燃烧的岁月。

扎根

支边十年后，按照有关政策，大部分“天津医生”和家属告别广西，陆续返回，但约40名“天津医生”留了下来，在这里成就事业，结婚生子，颐养天年。

1976年，曹来斤和一个壮族小伙喜结连理。1978年调到南宁时，曹来斤放弃了更吃香的工厂卫生室的工作，选择去医院，并提前半年就开始自学看书。

在当护士时，曹来斤帮病人擦澡、洗头和喂饭，并时常宽慰病人，给病人改善食欲、调节情绪，得到了病人的好评。1988年，曹来斤被卫生厅评为优秀护士。前两年，曹来斤被查出胃癌，怕老伴儿承受不了，怕女儿担心，她便自己一个人去做了手术。

52年过去，如今的曹来斤已经完全融入广西的生活，但一些饮食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家里吃饭是南北结合，丈夫会蒸馒头，包饺子和做面条，也会做许多北方菜。在“天津医生”的群里，大家经常讨论家乡的美食，如果知道南宁哪个地方有煎饼馃子和老豆腐，曹来斤就会约人一起去吃。

“我的整个青春都在那里，我的余生也会交付给这片土地。”曹来斤现在还会偶尔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卫生院。时光荏苒，如今的布泉已经从“穷山恶水”变成青山绿水。卫生院住房也改善了很多，有了门诊、病房和化验室等。

回想来广西的这段经历，曹来斤没有迟疑地说：“它丰富了我的人生。”

但是不可避免的，曹来斤也有遗憾，那便是“没有办法陪在父母身边”。

曹来斤的父亲心梗四次，但都挺了过来。对于在广西结婚的决定，父亲坚定地支持曹来斤。

1997年春节，曹来斤回家探望因心跳过缓昏倒了好几次的母亲，母亲非常开心。正月十六，她出发回南宁，母亲在窗口跟她招手，没想到那却是母女俩的最后一面。

“我在病房里面给很多人做了临终关怀，但是对我父母，我没有尽到女儿的责任。”一生努力“征服自己”，克服困难的曹来斤，在聊到父母时，泪光在眼中闪动。

1980年，荆永琦被调到罗城县医院担任副院长。离开时怕村民来送，她没敢让村民知道，偷偷地走了。

对于自己对当地医疗环境带来的变化，荆永琦很是谦虚。“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也没有什么大本事，就是尽力了。”

但村民却都记着他们的好。孙庆革记得，小时候到同学家里玩，同学父母知道他是“天津医生”的儿子，直接拿出了为子女结婚准备的新被子给他睡，把那个年代少见的腊肉做给他吃，这让他记忆深刻。

1988年退休后，荆永琦一直想再回天河卫生院看一看，但无奈身体不好，始终没能成行。

事实上，到广西一段时间后，身边也有人陆续离开。但荆永琦没有动摇，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我每次下乡回来，累得不行，哪还有精力想走的事？而且我也没想回去，如果说这是‘傻’，我就‘傻’到底。”

没有精力顾及的还有荆永琦自己的身体，前些年，她的身体总是不好，有段时间甚至瘫痪在床。聊起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荆永琦很是淡定，“我好像从小就不怕死”。退休后，经过长久细致的调理，荆永琦身体有所恢复，现在能在室内活动。1984年，因为一次大出血，荆永琦一度休克，后来不得不到天津做手术。这是时隔多年后，她第一次回天津。

荆永琦如今四世同堂，当初的六口之家已成为一个有着仫佬族、毛南族、白族、壮族等成员的多民族大家庭，家庭气氛一如既往的融洽，她也依旧乐观、平和。

“只要祖国需要，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1978年，杨兴蓉和丈夫被调到成立不久的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此后便一直留在南宁。“这里需要我，我就留了下来。”

今年85岁的杨兴蓉很有活力，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精气神十足，做什么事情都坚持亲力亲为，不让年轻人帮忙。她始终保持着对学习的热情，坚持上老年大学，且从不缺课。

杨兴蓉的孙子决定像爷爷奶奶一样，成为一名医生，今年如愿考上哈尔滨医科大学。为此，杨兴蓉很是欣慰，并决定将多年前丈夫参加第一届中国医学伦理学学会上的纪念章送给他。纪念章上是一位护士和一名医生，两人在雨天撑着伞。

“这寓意着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人需要急救，医生都要赶过去，希望他以后能成为这样的医生。”这是杨兴蓉对孙子以及新一代年轻医生的期许，更是对自己一生奉献的医疗事业的初心。

（除资料图外，本版图片均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黄婷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