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付适应性这个难题时,达尔文的确表现出色并取得了胜利,不过,他在多样性议题上的工作却收效有限——尽管如此,他在给自己那本书命名的时候,提到的仍是他那个相对失败的尝试:物种起源。——斯蒂芬·杰·古尔德
因此,在类群之下再分类群的自然历史中的这一伟大事实(因其司空见惯,而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惊讶),在我看来,已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查尔斯·达尔文
请注意,达尔文在上述这段总结中压根儿没有提及物种形成。这段总结完全是在谈论生物体的适应性,谈论它们在设计上的卓越之处,而不是多样性。此外,从表面上看,这个总结将物种的多样性当作一项预设:“所有有机生物之间及其和存在条件之间,有着无限(原文如此)复杂的关系。”造成这种惊人(即便实际上并非无限的)复杂关系的原因是,如此繁多的生命形式,及其如此繁多的需求和策略,在某一时刻同时存在(并争夺同一个生存空间)。达尔文甚至无意为第一个物种或生命本身的起源提供解释;他从中间开始,假设大量不同且技能各异的物种已经存在,他还宣称,从这个中间点开始,他所描述的过程必会磨炼现存物种的技能,并造成技能的多样化。那么该过程会进一步创造出新物种吗?其实,达尔文看到他的思想一举解释了两大奇迹之源。他指出,适应性的产生和多样性的产生是单个复杂现象的不同方面,而能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洞见,就是自然选择原理。
那段总结说得很清楚,自然选择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适应,他主张,如果条件合适,当适应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物种形成(speciation)就会发生。达尔文深知,解释变化并不能解释物种形成。动物繁育者们知道如何在单一的物种中繁育出变种,达尔文孜孜不倦地向他们讨教秘诀,但显然,他们不仅从未创造出新物种,还对这个观念——他们繁育出的不同品种可能具有一个共同祖先——冷嘲热讽。
达尔文主张,一个物种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物种,是因为如果在(单个物种组成的)一个种群中有多种可遗传的技能或装备,那么这些不同的技能或装备往往会为该种群的不同子群提供不同的回报,这样一来,这些子群往往会分开,每个子群都去追求各自偏好的那类卓越性,直至最终走上完全分离的演化道路。达尔文自问,为什么这种分异会导致变化的分离或聚合,而不是展开为扇状,其中只有或多或少连续的微小差异?达尔文以单纯的地理隔绝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当一个种群或是由于重大的地质或气候事件,或是由于随机迁徙到了孤立的区域(如岛屿)而被分隔开时,这种环境方面的不连续性,理应最终反映在两个种群中可观察到的有益变化方面的不连续性上。一旦不连续性站稳了脚跟,它就会不断自我强化,直至它们分开为截然不同的物种。达尔文的另一种十分不同的观念是,在种内争斗中,往往是“胜者通吃”原则在发挥作用:应该记住,那些在习性、体质和构造上彼此最为相近的类型之间,竞争通常最为激烈。因此,介于较早的和较晚的状态之间(亦即介于同一物种中改进较少与改进较多的状态之间)的所有中间类型和原始亲种本身,通常都会趋于灭绝。
关于自然选择的无情铁手如何以及为何创制出物种之间的边界,他还构思出了诸多其他既新颖又合理的推测,但直至今日,它们仍旧是推测。人们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用某种程度上可被证实的解释取代达尔文那高明但无定论的、有关物种形成机制的揣摩。关于物种形成机制和原理的争论仍未平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达尔文,还是后来任何一位达尔文主义者,都没有解释物种起源。正如遗传学家史蒂夫·琼斯的评述所说,倘若达尔文是在今天用这个书名出版他的大作,“那他就会由于违反《商品说明法》而惹祸上身,因为要说《物种起源》的内容与什么无关,那就是与物种起源无关。达尔文对遗传学一无所知。而我们如今掌握了大量的遗传学知识,尽管物种起源的方式仍然是一个谜,但它是一个已经被人们填充了许多细节的谜。”
(作者为认知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美国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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