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与儿童启蒙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变革浮出历史地表，承载着知识精英阐释时代之变、中国之变、社会之变、文化之变的话语表达。两股新生的潮流与时代主潮之间的同频与错位，投射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历经的突破与顿挫。蔡洁所著的《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正是以女性解放和儿童启蒙为研究切入点，探究近现代中国变局中的政党政治、消费文化和世俗心理，挖掘女性和儿童在民族复兴思潮下觉醒的主体意识，解读他们挣脱传统桎梏和时代约束的“破茧”尝试以及难以真正“成蝶”的复杂因素。

不过，《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并非仅将妇女和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之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揭示背后的政治文化元素交织而成的历史图谱。

为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这本书注重“以图证史”，挖掘老照片和老电影，生动立体地解读图中情境的内涵、创作者的立意、编剧和导演的旨趣、女性形象的演绎及观众的情绪。在儿童节日，通过挖掘儿童拜谒中山陵、代表发言、节目表演，官员为儿童颁发礼物等图片场景，透视政府当局对小国民开展训育的真实用意；在健美运动的历史图像和影像资料中，柔软操、比赛、游泳、骑马的流行，使得女性的身体不再是隐秘的存在，成为一种可公开的、附带民族振兴内涵的生命符号，由此展现了身体解放与女性解放、民族解放相互变奏的鲜活画面。

同时，兼顾妇女儿童群像考察和个案研究，凸显地域文化，也成为《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特色，因此，书中既聚焦南京的学龄儿童和上海的健美女性，也着眼地处东南边陲的广东潮汕姿娘，考察不同区域对妇女儿童解放的接受和推进情势。而对于北京，也从民国时期至改革开放这一长时段、大脉络的动态语境，挖掘女性与时代潜行的暗流和世俗价值之间存在的若干错位及其带来的成长顿挫。

对于女性儿童主体意识苏醒的观察凸显时代性和空间感，书中涉猎了跨国度语境下的性别文化差异。在北京，穿越民国时期的胡同、建国初期的军区大院、改革开放伊始的公交汽车，捕捉女童、少女、女青年挣脱传统伦理与世俗眼光的主动姿态；在上海，漫步体育场、校园、中山陵、庆典会场等，还原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与妇女儿童主体身份建构的联动。除此之外，《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还释读了妇女儿童从家庭走向社会这一文化层面的空间触发的位移，包括健美女性试图跻身资产阶级行列的欲望，固守体制内岗位的女性投身洋溢着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儿童意识到不再是“家庭私有物”，而是国家民族“未来的主人翁”，摘除了“缩小的成人”的标签，以独立、个性的主体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星光。

父权制文化的残存、女性认识的有限性、资本市场的席卷，无形中演变为制约女性发展的新镣铐。民初上海女教师周静娟在自由结婚和恪守伦理之间的撕裂，家庭伦理、报刊舆论、司法争执、艺术戏谑的夹杂，模糊了“他杀”与“自杀”的界限。商家对健美产品的引导宣传、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凝视、电影对健美运动的畸形演绎、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倡导“妇女回家”、女性对健美标准的追逐，致使她们在获得身体解放的同时，又主动或被动地钻进新的牢笼，背离了女性解放的原初目标。而《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把握摩登都市资本的霸权逻辑，剖析健美女性迫切实现阶层上迁的文化心理，解读她们接受国民教育、掌握经济自主权、参与革命的有限性，以及同广大劳动妇女的隔膜程度，进一步审视了健美风潮因何无法真正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维度。

与女性相比，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党规训凌驾于儿童身心成长规律，对于儿童福利的推行同知识精英关于儿童解放与发展的构想相差甚远，导致儿童长期陷入“被言说”“被安排”的失语状态。书中披露，儿童代表的发言明显有成人代笔的痕迹，儿童参加各项仪式演练时兴奋与煎熬交杂于心，三民主义渗入儿童读物，流浪儿童被排斥在儿童福利的门外，导致儿童节日成为一场“有产者的狂欢”。

饶有趣味的是，《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对潮汕姿娘之“困”的解读，夹杂着作者从潮汕走出的女性生命体验。作为潮汕三市之一的汕头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之一，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腾飞，但至今潮汕女性为人称颂的依旧是“贤妻良母”的标签，这是一个常被忽视却又值得深思的话题。这本书追溯了秦汉以来中原至潮汕、潮汕至南洋的移民浪潮，如何保留并加固了传统的性别秩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传播的有限性、出走的新女性鲜少反哺的分析思路，对于考察其他内陆地区的妇女问题亦有借鉴意义。当代潮汕地区的祠堂文化、节日规范是否依旧维护着传统的性别秩序？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带动女性经济自主的提升，省内和省内外通婚的推进，或能为理解新潮汕新女性的发展提供一个开拓性的维度。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北平儿童福利事业研究”（20LSC0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