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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三次寺庙生活
2023-05-22 16:36:47
北京日报

在齐白石于1933年出版的《白石诗草二集》里,有题为《答朱心佛中秋日赠葡萄》的两首绝句,其中一首写道:

木偶泥人似老翁,法源寺里感相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听观音寺里钟。

这里提到的法源寺和观音寺,以及另一座名为“石灯庵”的寺庙,都是齐白石“北漂”初期住过的地方。在1917年-1922年期间(其中1918年全年在湘潭老家),齐白石曾辗转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这三座寺庙内租房居住达33个月之久。齐白石为什么要住到庙里?住在庙里的这段时间,齐白石生活中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

法源寺——梦开始的地方

法源寺坐落于现北京市西城区南横西街以北、西砖胡同以西,是齐白石住过的三座寺庙中至今保存完好、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惟一一座。据《法源寺志》(法源寺原住持僧一诚主修),法源寺前身是始建于唐代早期的悯忠寺,其后几经损毁、重修、更名,于清雍正十一年改称“法源寺”,沿用至今。法源寺所在的宣南文化区是清代至民国早期文人聚集之地、会馆集中区域。法源寺距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仅500米,离湘潭会馆1.2公里,离湖广会馆1.5公里,步行到琉璃厂也在半小时以内。住在法源寺,对于本身为湖南湘潭籍、又以卖画刻印为生的齐白石而言,无疑是既有“地利”,又得“人和”。

齐白石1917年与1919年曾两度入住法源寺。1917年从农历六月底住到九月底,1919年从农历三月住到九月十三日(当年有闰七月),两次合计住了10个月有余。

早在1903年,齐白石就到过北京。1917年再来,算是“二入都门”了。据《白石老人自述》记载,齐白石因避家乡兵乱,于1917年农历五月来到北京,先是住在好友郭葆生家,“那里同住的,有一个无赖,专想骗葆生的钱,因我在旁,碍了他的手脚,就处处跟我为难。我想,对付小人,还是远而避之,不去惹他的好。遂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齐白石印草》收录有齐白石为杨潜庵刻的一方印章“视道如华”,边款交代了上述移居法源寺的缘由,并且点出他在法源寺所住的僧舍名叫“如意寮”。据《法源寺志》,“寺院最后院正北为藏经阁,……阁东左侧小院为吉祥寮,为如意寮;阁西右侧小院为福缘寮,为善庆寮。”可知“如意寮”位于法源寺最北头藏经阁的东边小院内,远离山门及庙内法事活动场所,其环境是十分幽静的。

1917年这次入住法源寺后,齐白石结识了一批对他有重要帮助的人,其中就包括陈师曾。《白石老人自述》写道:“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陈师曾为齐白石题诗一首,其中有句“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齐白石明白,“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

前清封疆大吏、大诗人樊樊山是齐白石1903年就认识的老朋友,这时也在北京。齐白石将自己的诗稿带去请其品评,樊樊山认真批阅后写了一篇序文,大加称赏,并劝齐白石把诗稿付印。1928年齐白石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借山吟馆诗草》,就将樊樊山的序印在卷首。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一直在努力实现向文人身份的转型。诗集出版以及樊序的高度认可,对于这种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1917年农历九月底,齐白石听闻家乡乱事稍定,遂出京南归。第二年,家乡兵乱匪患更加严重,整整一年,齐白石吃尽了苦头。“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中记下了这次从湘潭到北京的行程:

己未正月廿四日出门,行七日始到长沙。……(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据。

这次到京,齐白石仍旧住在法源寺,只不过从如意寮换成了羯磨寮。据《法源寺志》,“羯磨寮在大悲坛左侧院内,廊下有一井,石盖。”从环境清幽方面来说,羯磨寮可能比如意寮略逊一筹。但是能独立使用三间房,明显比之前宽敞,还是物有所值的。

一下子拿出八块大洋租房,对于向来十分节俭的齐白石来说,可谓豪阔之举。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齐白石这一年在北京的收入,就会知道这其实对齐白石算不了什么。《己未日记》中多次记录了齐白石1919年在杨度处存款的情况。杨度与齐白石同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门下弟子,齐白石对其信任有加,故将钱款存放在杨度处,“约以周年八厘生息,随时可以取还。”截至当年农历六月六日,齐白石在法源寺住了仅仅三个月,就已经到杨度那里存下了1100元。农历九月十三日离京之前,齐白石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总数:“杨虎公(即杨度)处二千二百元,后去数笔无细数。”而据1929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所载《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当时在北京,一个四口之家的中产家庭,维持相当体面的生活水准,每年只需250元。

相对于丰厚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创作能力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对齐白石一生艺术成就至关重要的“衰年变法”,就正式开启于他住在法源寺的这段时间。“衰年变法”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止时间。实际上1917年陈师曾的题诗就已经触及了这个话题。到1919年齐白石“三过都门”,农历八月十九日他在友人处“获观黄慎真迹《桃园图》,又花卉册子八开”。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清康乾时期大画家黄慎(号瘿瓢子)的真迹,大为震动,以至于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直到1927年左右,齐白石借鉴黄慎、徐渭、石涛等前人和同时代的吴昌硕,“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并由花卉而人物、山水、禽鸟、水族、工虫等,对各个题材的画法,乃至篆刻的章法与刀法,加以全面改造,最终形成了在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齐派风格,他本人也因此实现了从普通乡下画师向世界艺术巨匠的惊人一跃。

将法源寺称为齐白石“梦开始的地方”,是毫不为过的。

观音寺——好鸟离巢总苦辛

齐白石于1919年农历九月回湘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他是带着胡宝珠一起回去的。胡宝珠本是齐白石好友胡南湖家的婢女。胡南湖因欣赏白石画作而成为白石挚友,听闻白石在老家的父母年高体弱、乏人照顾,遂“赠之以婢”,并于1919年农历九月十三日齐白石离京时将胡宝珠送到火车站(胡宝珠后来成了白石副室,为白石生下多名子女)。齐白石将胡宝珠送回湘潭老家安顿好之后,于1920年农历二月返回北京,同时将三子齐良琨、长孙齐秉灵带到北京求学。

齐白石这次到京,为住房的事弄得十分狼狈。据《庚申日记并杂作》,农历二月廿二日一大早到京后,齐白石带着两个儿孙直奔法源寺,不料到了才知道,“法源寺无房可居”。次日齐白石再去法源寺,又是“相调房间未得”。几经折腾,三月初一日终于在好友郭葆生家暂时安置下来。由于带着儿孙,长期住在友人家毕竟不便,遂于农历七月初九日,移居顺治门内象坊桥观音寺。

“顺治门”即宣武门之俗称。据《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观音寺始建于明代,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位置在国会街(现宣武门西大街)以北、南沟沿(现佟麟阁路)以东。查其所在地,当在如今新华通讯社西南角院外一带,庙宇建筑仍有遗存,但已改作他用。

中央美术学院收藏着一幅齐白石《菊鸟图》,图上题写了两首绝句,并有一段文字讲明了作此画的缘由:

好鸟离巢总苦辛,张弓稀处小栖身。

知机却也三缄口,闭目天涯正断人。

老萍对菊愧银须,不会求官斗米无。

此画京华人不要,先生三代是农夫。

三字上一作人字。庚申秋九月中,友人陈师曾以书来索余画此以助赈。余自知画不值钱,师曾之命不可却也。时寄萍象坊桥观音寺。白石并题记。

齐白石自1920年农历七月初九日移居观音寺,到1921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迁往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在观音寺一共租住了一年零三个月有余,比租住法源寺僧舍的时间还长三个月。

与住在法源寺的时候不同,齐白石租住观音寺期间频频外出(一次去保定,两次先去保定再由保定回湘),实际在京时间还不到九个月。齐白石返湘次数明显增多,与此时在齐白石老家的胡宝珠有直接关系。正是在齐白石从观音寺返湘期间,胡宝珠怀上了她与齐白石的第一个孩子齐良迟。

观音寺居住环境不及法源寺。据《白石老人自述》,“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昼夜不断”。可以想见,这样喧嚣嘈杂的环境对齐白石作画与休息势必造成很大干扰。《庚申日记并杂作》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九月)十七日,连日以来作画助顺直之赈。今日画芋题云:

年来小圃芋凋零,每到秋来草更深。

我欲出家从佛去,人间不见懒馋僧。余生平最厌和尚,厌其非真,故诗及之。

结合齐白石一生经历来看,“余生平最厌和尚”这句话恐怕并非事实。当时住在观音寺的齐白石之所以在日记中发此牢骚,显然是有很有针对性的。

租住观音寺,是齐白石在法源寺无房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期间,也是齐白石定居北京以来奔波最为辛苦的一段时间,写于1920年的诗句“好鸟离巢总苦辛”是他这段时间生活的真实写照。

石灯庵——海国都知老画家

1921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齐白石从观音寺迁出,暂住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随后很快又于十月廿七日移居前王恭厂石灯庵。这里的居住条件虽然也不及法源寺,但比观音寺还是强得多。安顿下来以后,齐白石在日记中写道:

(十月)廿七日,移居前王恭厂石灯庵。亦在宣内,去象坊桥一里许。僧房三间,外有厨屋,较观音寺甚宽。闻僧亦不比他寺之僧无聊至极,此地或可久居。

据《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此寺始建于唐代,元代重建,名吉祥寺。明万历年间重修,因寺内出土石灯,遂得名石灯庵,又名石灯吉祥寺。明天启六年毁于王恭厂之灾,后重建。在今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以西、温家街以北,有一条“人”字形胡同,本名石灯庵胡同,即是以该庙而命名,后改名石灯胡同。据笔者踏访调查,石灯庵原有寺庙建筑现已无存,故址也已改作他用。

齐白石在石灯庵租住了八个多月。查齐白石日记可知,租下石灯庵僧舍后,齐白石自己基本上没怎么住,倒是三子齐良琨一直在使用。据《白石老人自述》,石灯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从早到晚,鸡啼犬吠之声,不绝于耳。这可能是齐白石不愿在庙里多呆的原因之一。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住进石灯庵仅20天,因得知胡宝珠产后生病,齐白石急忙于1921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离京返湘,直到次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才回京。

租住石灯庵期间,有两件对于齐白石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一是1921年11月23日,为期8天的第一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在北京开幕,齐白石有8件作品参展。此时齐白石刚刚移居石灯庵,且尚未还湘。其二是1922年5月1日至15日,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在日本东京举办,齐白石多幅画作参展,且得到媒体高度好评。

当时在北京画坛,齐白石尚未打开局面,“除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绝无仅有。”陈师曾一力扶持齐白石,两次画展举办前他都曾亲自上门向齐白石征集作品,这在齐白石日记和《白石老人自述》中均有记载。

这两次画展,尤其是第二次在东京的画展,成了齐白石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日本、法国争相宣传,齐白石一时名声大噪。他特地作诗一首,作为纪念: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回京前不久的1922年农历五月初三日,齐白石住在湘潭胡西堂家,写下一首《为杨雨人画蕉题句》:

佛寺僧房年复年,苦心小技岂随烟。

嗟君不买人间纸,写破芭蕉不值钱。

对于“佛寺僧房年复年”的生活状态,齐白石已经彻底厌倦。回京后不久,他即于农历六月初二日移居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十号程姓房屋,并于当日再次返湘“接眷属”。六月廿日,齐白石带着原配陈春君、副室胡宝珠以及幼子齐良迟回到北京,他住在庙里的日子就从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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