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

谢成水初到敦煌时的留影。

谢成水在杭州寺院的壁画作品。

一个油画专业的学生，突然进入到了敦煌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彻底的改变？

谢成水在一个偶尔的机会，得以进入并没有形成热潮的敦煌文化大本营，他倾注半生心血，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如何真正意义上“看见敦煌”？

在谢成水看来，在敦煌，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这里的线条，每一笔一画都迸发出摄人心魄的气势与神韵，使我们感受到身上流淌着和先祖一样温暖而执着的血液。

“看见”敦煌，就是要从每个线条的结构和情感去诠释；从古人的超前视角去纵览、俯瞰；从现代美术的概念去解读敦煌艺术的脉络和遗传，如后期的卷轴画与敦煌绢帛画、如水墨画与敦煌用笔的异曲同工之妙等。这些都一一显示在谢成水倾心写作的《看见敦煌》一书中。例如在对“石窟艺术奇葩”之称的莫高窟第290窟，谢成水直接是用现代理念的连环画概念去解读那些神秘的连环画面的。

在对敦煌文化继承和传播期间，谢成水更不忘向一些前辈和同仁请教和交流，如常书鸿先生、常书鸿之女常莎娜女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韦陀先生，以及敦煌后来的几位专家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赵声良、苏伯民等院长（敦煌研究院）。这一切，都在《看见敦煌》新书中得以体现。

常书鸿

敦煌的保护神

谢成水与常书鸿先生合影。

常书鸿为谢成水画展题字。

谢成水在《看见敦煌》中这样写道：“尽管张大千比常书鸿早一年多来到莫高窟，但我还是要将心中第一的位置留给常书鸿先生，因为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现在谢成水先生基本在杭州工作生活，在这里的院校传授敦煌壁画、彩塑艺术的课程，也为寺院做艺术雕塑。在这里，他时常想到当年常书鸿在杭州出生和生活的场景。

常书鸿是满族人，出生在杭州。1927年，常书鸿也正是从西子湖畔漂洋过海去法国留学，并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名师劳朗斯的指教下，遨游在油画艺术世界里。常书鸿曾连续4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常书鸿一定可以依靠艺术在巴黎站住脚，并有望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他的油画非常棒，如果一直按照他既定的人生路线，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艺术第一人。”谢成水评论道：“但是，他为了保护研究敦煌文化，毅然放弃了自己大好的未来。”

在谢成水看来，常书鸿之所以对敦煌艺术着迷至深，义无反顾，“是因为他深知西方所谓的现代艺术诸流派，都是吸取了东方艺术的表现语言，而敦煌艺术正是东方艺术的最典型的代表。”

常书鸿先生的妻子不能忍受大漠中清苦的生活，离他而去。在谢成水看来，从现实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当时的条件是多么的艰苦和难熬。常书鸿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可谓是贡献卓著，尤其是在全力维护方面，但使谢成水感到惋惜的是，常书鸿本身的艺术成就却因此牺牲了很多，“对艺术家来说，艺术就是他的生命，甚至，艺术比生命还重要。”谢成水说，常书鸿是放弃了个人的艺术，投入到了敦煌的保护中来的。

谢成水曾多次在不同的院校和文化讲座中推崇“敦煌守护者”常书鸿的故事。这里自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历时中国十个朝代一千余年，4.5万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尊彩塑，沉睡在这里很多年无人问津。只有漫漫的黄沙伴随着它们。要知道，常书鸿在巴黎已经小有名气了，那里的条件更优越，或许也更适合他的发展。

应该说，与其说是那些敦煌艺术打动了年轻的谢成水，更不如说是常书鸿的故事深深打动和感染了年轻的谢成水。“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的技术水平。”这是常书鸿在回忆录里的原话，常常被谢成水拿来自勉。后来谢成水的第一次敦煌画作展在北京举办，名称就是晚年的常书鸿书写。

2013年，作为敦煌文化的使者之一、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来到杭州，特地去参观了谢成水在中天竺寺的巨幅壁画和永福寺的雕塑。她为能在江南寺院看到与敦煌壁画相类的作品而感动，须知这里较为潮湿的气候，对于壁画的保存要求是很高的。

此次谢成水新书出版，原本出版方还想请常沙娜写几句话，但是谢成水考虑到她年事已高，就没有去打扰。

韦陀

痴迷敦煌的英国人

谢成水与韦陀在敦煌合影。

谢成水在大英博物馆临摹《女史箴图》。

谢成水与韦陀先生（Roderck Whitfeld）的相识，缘于受到伦敦大学的邀请访问。须知，敦煌的很多珍贵绢画都因为被斯坦因倒卖而到了英国，后来这批绢画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专门设立的斯坦因密室，平时不对外开放。中国卷轴画的演变，一度成为难解之谜。

2002年，谢成水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邀请，到大英博物馆敦煌藏经洞研究流失在那的绢画，这一邀请的背后则是韦陀先生的用心。

韦陀先生从16岁开始学习汉语，早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还为自己取名东方佛教“护法”之名“韦陀”。他在敦煌国际会议上与谢成水相识，从此以后，韦陀只要到敦煌看洞窟，总是会拉着谢成水一起陪同交流。谢成水当时觉得奇怪，毕竟敦煌有那么多专家学者，韦陀本身也是一位研究敦煌壁画、造像的专家学者。但韦陀就认为谢成水看待洞窟艺术的“眼睛不一样”，至于说如何不一样？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汉语里的“眼光不一样”。两人相处久了，谢成水提出了自己的遗憾，就是在敦煌只能看到壁画和造像的实物，却无法展开对绢画的研究，自己只能算半个敦煌艺术研究专家。那是2000年，也正好是纪念发现敦煌藏经洞的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听到了谢成水的遗憾感言，韦陀就记住了，并且一直为之努力。终于在2002年上半年帮助谢成水申请到了名额。

接下来谢成水要面临生活费的问题，因为两国货币汇率相差很大。韦陀就让谢成水住在自己家里，睡在书房里。而他的夫人，也是伦敦大学的教授朴英淑则负责餐点。在韦陀的大力帮助之下，谢成水很快开始了他在大英博物馆看绢画的研究工作。从看小幅的绢画开始，每天有看十张的限制，而且还有两个工作人员同时在场陪护。谢成水用了七个月时间看完了小幅绢画，后来才被安排到斯坦因密室去看余下的大幅绢画。

就在观看大幅敦煌绢画时，谢成水还遇到了一个良机，就是正好看到了旁边一个布帘子遮蔽的玻璃柜里居然陈放着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须知这可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绢画了。也正是这一契机，使得谢成水成为中国第一个面对珍品临摹的艺术家。他花了整整一天来看《女史箴图》，并给出了初步鉴定意见，那就是这幅图应该是南朝时期的临摹之作。他从画面、线条、书法等多方解读，获得当时研讨会的重视，由此他得出了新的论断，并在此花了两个月时间面对《女史箴图》进行精心的原大临摹。

在进行敦煌绢画鉴定时，谢成水不放过任何一片残片，并试着将它们在电脑中进行复原。这项工作使得他发现，国内对于古代绢画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已经失传，他认为传统卷轴画和西藏唐卡的绘画艺术都曾受到敦煌绢画的影响，唐宋时代的绢画直接影响到了明清佛教水陆画的技法，如山西宝宁寺的明代佛教水陆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此，谢成水写出了《敦煌绢画和水陆画的传承》、《遗失千年的敦煌绢画技法》等论文。

在英国期间，伦敦大学当时是提供了2000英镑的资助，谢成水把这笔钱给了韦陀，作为寄宿他家一年的生活费，但是韦陀夫妇坚持要把这笔钱还给谢成水。这期间，还得到了伦敦中国城“光华书店”老总林玮女士3000英镑的赞助。在韦陀先生家，谢成水还利用自己从小学习过的中医术治好了韦陀先生妻子的眩晕症，使得她能够正常作学术研究，也成为两家交往的一段美谈。

樊锦诗

是她把我招聘到敦煌的

谢成水与女儿漠兮和樊锦诗合影。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敦煌的女儿”、“敦煌的保护神”等，这些年来，人们给予樊锦诗女士很多的荣誉称号，以褒扬她对敦煌文化的保护和贡献。而在谢成水先生心目中，这是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

1982年，谢成水从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内心始终有一种茫然，不知道自己前方的艺术之路应该怎么走。后来又考进了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从而开始一个全新的学习。在此期间看到《光明日报》上刊登敦煌（当时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招聘研究人员。于是就动心了。其间也经历了种种波折，如家人反对、在实地适应时频频水土不服、办理手续时遭遇阻力等。就连他去南京拜见师母（俞剑华之妻）时，也是被劝阻不要去那么艰险的地方工作。

但是谢成水仿佛得了某种召唤似的，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敦煌。他去报到之前，招聘组的组长樊锦诗特地派了马德和潘玉闪老师来找他谈话，告诉他，招聘的绘画人员，报名的有34个人，但是最终愿意去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的则是考古、学术刊物编辑、医生等，一共受聘有12个人，而且从南方去的只有他一个人。

谢成水到达敦煌后，所住地方与樊锦诗隔了一幢楼，算是邻居。樊锦诗就让工作人员送来21斤大米，主要是担心谢成水初来乍到吃不惯面食。后来才知道，这21斤大米是从食堂每天做稀饭的3斤大米中“扣”出来的。（那时口粮是按人头分配的）。樊锦诗还拿出自家的一个铝锅和一把西餐的叉子给谢成水用，因为她也没有多余的筷子了。并告诉他该如何煮饭，交代要放水多少，可谓百般照顾。这都使得初来乍到的谢成水很是温暖。

是上下级关系，但也是艺术上的同道，相处十五六年间，谢成水对樊锦诗总是充满着敬意。有时候在为来宾讲解敦煌洞窟内容时，樊锦诗为他们讲完了后，还会让谢成水再着重讲一下艺术上的特点，很乐于与同仁相互探讨敦煌文化。退休之后，两人还一同受邀参加敦煌文化活动，继续为弘扬敦煌文化精神而努力。

让世人真正“看见”敦煌

谢成水与日本敦煌艺术家平山郁夫在学术会议后合影。

谢成水与赵良声合影。

自从第一次到达敦煌后，谢成水就被敦煌艺术深深吸引住了。毫无疑问，这是一座世界绝无仅有的艺术宝库，它历经十个朝代近一千多年，现在我们作为它的主人却长久地把它忽视了。日本人过去说，“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日本”，这个说法曾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谢成水从敦煌回来就向中央写信，呼吁在敦煌设立一所“敦煌艺术进修学院”，希望能为国内的艺术家研究学习提供便利。这封信后来到底下落如何，谢成水也没有再去过问。他是1984年去的敦煌莫高窟，过了一年多后他才知道这封信被转到了中央领导办公室，后来又转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长朱穆之批复给了国家文物局，文物局就批到了敦煌研究院，同意安排筹建这一机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资金未到位。

时间来到了1986年，敦煌研究院院长让谢成水出去为“敦煌艺术进修学院”筹集资金，谢成水离开敦煌四处去“化缘”，但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能筹集到建院的资金，最终这个学院终没有建成。

这件事使得谢成水更坚定了扎根敦煌的决心，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如临摹壁画的原真性。同一年，谢成水受研究院安排，负责临摹北魏时期254窟中的《舍身饲虎》图。当时有现成的线描稿可以使用，早在抗日时期，这幅北魏时期的杰作就由画家董希文临过，而现存的线稿就是董希文直接从墙上拷贝下来的，应该说会是准确无误的。但是细心的谢成水在到洞窟里上色时发现，许多细节不对，“特别是画面中心的山脚没有画出来，这样就使得整个画面的环境不明确，如悬在山坡上，这幅画的整个环境实在一个群山环抱中的一块平地间。”于是谢成水就去查阅了董希文的临本，发现他当时果然没有在意，画中部分的细节被忽略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可能是时间有限，环境仓促的原因。但是对于这样一幅伟大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这样失误下去。在此之前，谢成水曾经看过老师临摹的这幅壁画，当时还以为就是那样的，现在来看事情重大，不能贻误后人。

为此，谢成水便成了一位临摹前的“校对”，他会反复校对原稿原作，因为之前的失误有的是看不清楚原作，有的是多人合作起稿，各有差异。在校对过程中，谢成水对敦煌各个时代的笔法线法，有了更深度的认识。同时他还发现了十个朝代的风格各有精妙之处，却又整体呈现了中国绘画的演变过程。

提起敦煌的同仁，谢成水还特别提到了李其琼，她于1952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临摹壁画，从此一生都献身于敦煌。她的《莫高窟220窟西方净土变》、《莫高窟220窟帝王图》给人印象深刻。谢成水说，他一开始看到李其琼的临摹壁画，看到颜色非常“新”，感到意外，后来就向她请教。她认为，临摹并非是复制，这些壁画在早期时颜色就是很“新”的。这给了谢成水很大的启发。

同时还有董希文、段文杰，他们的临摹特点，以其神韵著称，能够赋予已经破烂不堪的画面以新的生命力。在他们的启发下，谢成水在临摹莫高窟第254窟的《舍身饲虎》时，就重新感受到了临摹与复制的区别，不是刻板的把破裂线条乃至鸟屎都临摹下来，而是赋予壁画更完美的艺术形象。

“敦煌艺术是要花真功夫去认识，才能够使心灵得到感应。关于这一点，谢老师是真正有感悟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全身心投入到绘画当中来；另外，他非常勤奋地读了很多书，将这个传统文化弄懂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他写的内容，就是真正的自己心灵的一种感悟，是真实的。”

这是敦煌研究院第五任院长赵声良（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在谢成水的新著出版之际写下的一段感言。同时又说：“我们做艺术，包括做艺术理论的，都要认真地把传统的东西搞懂。搞懂了之后，你就会特别喜欢它，就会觉得这样的传统，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震撼的。当你真正明白了之后，你会很激动的。当年，我和谢老师进到洞窟里面，经常都是激动一整天，都会想这些问题：北魏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好呢？后来发现隋唐的内容也挺美的。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去发现，去学习传统，感悟敦煌。”

谢成水说，赵声良先生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文笔特别好，出版过很多美学著作，当年担任《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那时候我们常常躺在沙漠上，从傍晚一聊就到半夜一两点钟，反正就觉得敦煌的话题永远也谈不完。在工作中有如此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一种美好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