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奋

在位于北京西城百万庄的外文局大楼里，常常能见到不少洋面孔，他们有的是专门为外文版杂志或图书定稿的专家，有的是从事中译外工作的外籍员工。其中有一位老专家的身份比较特殊，他就是《今日中国》杂志社的名誉总编辑爱泼斯坦先生（1915年至2005年），同事们喜欢称他“艾培”，年轻人都尊称他为“爱老”。今年正逢《今日中国》创刊70周年，“爱老”的故事再一次被人们追忆和讲述。

爱泼斯坦先生虽然长着张洋面孔，却早在1957年就由周恩来总理特批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有颗中国心。”甚至写回忆录时最先想到的书名也是“我的中国心”。说到与中国特殊的缘分，还得从他传奇般的经历讲起。

与斯诺齐名的国际记者

1915年，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年随母亲来到日本，后辗转来到哈尔滨。因形势的变化，他后来没有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而是留在了中国，这一留就是八十多年。

爱泼斯坦的父母都是革命者，曾是波兰进步组织“犹太劳动同盟”的重要成员。这样一个犹太家庭背景对于爱泼斯坦民主进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4年，爱泼斯坦进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正式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并迅速成长为一名“十分杰出的、精明的新闻记者”（斯诺语）。他敏锐的目光、对新闻事件机敏的捕捉能力以及深厚的英文文字功底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亲临重大事件发生的现场、迅速准确地报道新闻，这是爱泼斯坦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所一贯持有的工作作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到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当战地记者，从前线和后方两个方面报道战事动态；他与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一起奔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在敌机的轰炸下日夜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争现场采访拍照；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成员，他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到达延安，采访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爱泼斯坦向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撰写了一系列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新闻著作，包括《人民之战》《突破封锁访延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等，为宣传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美国居留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和宣传新中国诞生的活动。

回到新中国后，爱泼斯坦又迅速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与改革热潮中。从1955年到1985年，他曾四次踏访西藏，每次间隔十年，每次访问的时间持续三四个月，采访的对象既有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僧俗要人，也有体验了新旧西藏巨大变化的普通百姓。经由数百次采访所作的数千页笔记，爱泼斯坦于1976年写出了《西藏的转变》一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西藏从中世纪到现代化跨越千年的变化。

与其他站在外面的“观察家”不同的是，早已与中国血肉相连的爱泼斯坦，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因此体会得也更为真切和完整。无论是在写作还是日常生活中，爱泼斯坦始终秉持的是宽广的国际视野以及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情怀。

对于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看法，他都是在这样的高度上加以认识的。至于个人的恩怨及名利，他很淡泊，从不放在心上，即使是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也从不诉苦，出来后马上投入到了紧张忙碌的工作中。

宋庆龄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爱泼斯坦在上海一家英文版爱国杂志《中国呼声》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保卫中国同盟创始人宋庆龄的注意，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友谊。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时，他们是亲密的战友；爱泼斯坦在美国居留期间遭受政治迫害时，宋庆龄向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回到新中国参加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的工作，成了她的同事，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在宋庆龄生前，曾有许多人希望能为她作传，但她一一谢绝了，她说：“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

为此，宋庆龄写过两封信给爱泼斯坦，1975年5月首次提及，1980年9月再次提及：“无论如何，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因为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这样的重托，这样的信任，令爱泼斯坦深深感动。他回信郑重表示：“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我会把我的能力和精力都无保留地投入其中。”宋庆龄见到他的回信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她在信中写道：“我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多么骄傲和高兴，因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同意为我写传记了。所有的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我随时都准备解答你想要问的任何问题。”

为了更好地塑造出宋庆龄这位“20世纪伟大女性”的形象，爱泼斯坦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在国内外搜集所有与宋庆龄有关的中外史料，到各地访问相关的当事人和史迹，甚至远赴美国采访，全然不顾自己当时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从书中所附的详尽注释以及上百种中英文参考资料中，可以感受到爱老为此书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宋庆龄》一书以亲切生动的笔调记述了宋庆龄一生非凡的经历及她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被视为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宋庆龄传记。此书中文版出版后，获得了首届中国国家图书奖，无疑，堪与原作媲美的译文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爱老在心里自然非常感谢译者沈苏儒所做的贡献，因此当听到别人对他所写传记的夸奖时，他指着身旁的沈先生幽默地回应：“这不是我写的，是他写的。”这可以说是作者对译者最大的信任与褒奖了。

爱老的幽默

在日常生活中，爱老的幽默乐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曾谈到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邱茉莉相识时，自己是一个“眼睛长长的，老往上翻”的年轻人（因为邱比他个子高），并说自己“虽然个子小，但腰腿是硬朗的”。再比如，他谈到他家的一个亲戚（也叫艾培），因为个子矮小，开车时别人常常看不到坐在方向盘后的人，以至于当一辆空车滚过来时，人们就会说：“艾培来了！”

爱老与后来的妻子黄浣碧女士也经常开玩笑。有一次我去他家时，正好见到他拄着拐杖在室内锻炼身体，黄女士走过去假装要取他的拐杖。没想到爱老反应非常快，只见他一缩手，把拐杖往另一个方向一扫，两位老人玩起了游戏！由此可见他们生活中配合之默契。

而在他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中，爱老的幽默感更是随处可见。他曾记述湖南农民在第一次见到他和另外一个外国记者迪恩时对他们的议论，既有鲜明的画面感，又有强烈的喜剧效果：

迪恩身高六英尺以上，我站在他身旁，只到他的肩膀。一个农民问另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人？”那人回答道：“大概是洋人吧。”“为什么一个人那么高，另一个人那么矮？”那人满有把握地回答道：“他是个幼仔。”

一本书背后的人情细节

由本文作者所编辑的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一书。

2003年底，因编辑出版爱老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一书，我曾经去过几次爱老家，与他有过一些工作交往。

爱老当时有着众多的头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定很有架子，不好亲近。其实恰好相反，爱老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为了便于出入（爱老因年事已高且身患多种疾病，需要坐轮椅），爱老购买的是二楼的房子。一进门便是一个很宽敞的客厅，靠墙的几个大书柜里堆满了爱老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藏书，除了他作为国际著名记者撰写的数十本中英文著作外，有许多颇有价值的图书已成了不可多得的珍本。

我和美编坐下不一会儿，爱老便从里屋出来，跟我们见面。那一天他的气色还不错，握手很热情有力，说话也很富幽默感。虽然他的中国话讲得不是那么纯熟，速度有点慢，带着点洋口音，但吐字很清晰。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长期以来作为新闻记者所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非常关注，他对国内外重大事件仍然非常了解并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见我们注视着客厅上方挂着的那幅毛泽东的半身石版画像，爱老很自豪地告诉我们：那是他1944年以外国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实地采访时，毛泽东亲笔签名送给他的礼物，几十年来一直陪伴着他，无论是客居纽约，还是定居北京，始终挂在他的寓所的墙上。从爱老的神情中可以看出，这也是他最为珍视的一段回忆。

我把通读书稿后的意见以及对图书的具体设想向爱老做了汇报，同时就出版合同中的一些主要条款征求他的意见，爱老点头表示同意。因为前不久刚从医院出来，爱老的身体还需要休养，跟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后，他便由保姆陪同，进里屋休息去了。爱老的夫人黄浣碧女士陪我们在客厅里查找有关的资料。

为了更好地体现爱老一生丰富的经历，我当时的设想是把此书做成一本配有大量图片的插图珍藏本，用质地优良的蒙肯纸双色印刷。这一次来的主要任务是挑选图片。

黄女士对我们的工作很配合，她不时从卧室里抱来一摞摞的照片供我们选择，还一张张地帮着写图片说明。有时候忘了确切的年月，便跑到里屋去问爱老。爱老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几十年前的照片，他都能清楚地记得拍摄的时间以及当时的情景。有的照片爱老似乎格外偏爱。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补选一些照片，当时爱老正在住院。因为我觉得上一次初选的一张照片质量不太好，想另选一张代替，便打电话与爱老商量。没想到平时很随和的爱老这会儿显得很固执，在电话里不断地跟我说“可以用嘛，可以用嘛”，那口气很像个小孩。后来黄女士告诉我：虽然那张照片不理想，但因照片里有他的养女，所以他格外重视，才会这么坚持。见爱老如此珍爱这张照片，我便尊重他的意见，答应他回去稍作处理后就选用，爱老听了后立即高兴地说了声“谢谢”。

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一起加班加点，终于在爱老4月20日生日庆祝活动前献上了这份特别的贺礼——精、平装两个版本的《见证中国》。此书在当年的优秀外宣书刊评比中获得了图书荣誉奖；令人悲伤的是，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爱老便因病去世了，实在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