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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人愿作报国寺“挂塔僧”
2022-09-14 15:45:27
北京晚报

▌刘永加

报国寺

明清时期,北京的寺庙很多,且各具特色。位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报国寺,因受文人雅士的欢迎,而独具文人气质。当年,报国寺内四季游人如织,寺内的双松、毗卢阁、窑变观音、海棠院多获文人雅士的吟咏。不少诗人甚至自称为报国寺里的“挂搭僧”:即把自己看成了寺中的一员,由此可见报国寺的吸引力及其文化氛围之浓。

报国寺东距广安门不过数百米,明清时期,北往南归的士人进出北京多过卢沟桥,走广安门,在报国寺落脚很是方便。报国寺也颇有历史,天王殿前的两棵松树,据说是金代遗物,是报国寺的“三绝”之一,这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的光顾,寺内的毗卢阁、窑变观音、海棠院多见诸诗人笔端。因为独特的文人气质,明代中期,报国寺内每月逢初五、十五、二十五都要举办庙会,以古旧书籍、文物古玩等为主,一直延续至清末。

明代成书的《帝京景物略》曾这样记载,“送客岀广宁门者,率置酒报国寺二偃松下。”当时,要送别好友,最佳去处莫过于报国寺的古松下:既有美景,又有通途。因此,报国寺颇受文人青睐。《帝京景物略》中收录关于报国寺的抒怀诗文有四十二首之多,其中不乏唐顺之、归有光、王鏊、杨慎等名流巨儒的作品。

清初,大批在京汉官、进京备考的举子、等待外放任职的士人,还包括幕僚、书吏等多住在宣武门外,他们几乎无一不与报国寺结缘。

顺治五年(1648),丁耀亢来到了北京,他改籍顺天府,取得了“贡生”身份,第二年谋得一个闲散“遗缺”:旗塾教习。自此,报国寺成为丁耀亢最常光顾的地方。报国寺双松也成为他最爱之处,松树“偃盖三层,横阴数亩”,树下“可置数十席”,清风吹来,一庭翠色,是饮酒作诗的绝佳场所。丁耀亢与他招集来的同道中人,在古松下吟诗畅饮,颇为惬意。

顺治八年(1651)冬天,大雪刚过,丁耀亢邀同友人到报国寺访松,他写下这样的诗句:“燕都古松几百载,历尽金辽色不晦。石鳞冰鬣(liè)半苍枯,雪偃霜皴心自在。”

这一年,诗文大家阎尔梅首度进京。第二年,在阎尔梅离京之际,丁耀亢邀他与韩圣秋、李中悦、邓孝威等诗人聚集于报国寺的古松之下,丁耀亢写下了这首诗,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古寺谁来共倚松,西洋僧饭自鸣钟。为怜高阁飞花尽,偶憩平台细草茸。千里胜游逢叔度,一时高士得林宗。应知聚散无南北,云树茫茫卧几峰。何处堪容百尺楼,与君松下且科头。可怜意气随年尽,安得文章与世谋。北塞春寒龙自战,南天风软燕仍愁。夜阑秉烛空谈剑,此地犹为河朔游。”

顺治十一年(1654),丁耀亢赴河北容城担任教谕,结束了他在报国寺的生活。

就在丁耀亢离京的前一年岁末,与丁耀亢有相似经历的文人胡介,抵达京城。胡介是钱塘人士,晚明诸生,这次他是应业师、兵部尚书王永吉之招,进京准备科考。但是抵京后不久,胡介生了一场大病,顺治十一年(1654),胡介移居报国寺养病。在这段时间里,胡介每天除了服药外,就是读《楞严经》,饭后则在古松下散步消食,久而久之,他自称“竟似报国寺一挂搭僧矣”。

此时,桐城人马之瑛恰巧也在寺中居住。马之瑛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进士,做过广东阳江县的知县,胡介与马之瑛一见如故,他俩经常在报国寺的双松下畅聊。顺治十八年(1661)马之瑛等到了官缺,到山东定陶知县任职。此后,胡介病愈后也离开了报国寺,回到自己的家乡钱塘,他的挂搭僧生活也就此结束。

清初,报国寺里的古玩字画、旧书古籍、金石碑帖也是文人雅士常关注之物。顺治年间,刑部左侍郎、诗人高珩喜好古画,常在报国寺东廊下买画,他写诗道:“一月招提到几回,长松百丈羽幢开。市人熟识应含笑,又向东廊看画来。”

康熙年间,报国寺吸引了更多京城的文人雅士。当时,文坛巨擘王士祯经常光顾报国寺,常为购古书善本一掷千金。据载,他先后在报国寺庙市购得旧刻《山海经》《交泰录》《弘正诗钞》《毛诗郑笺》等数十种古书珍本。因为王士祯的名气,引得大批“王粉”来到报国寺,报国寺的文人气质愈发明显。

清初文人宋荦(luò),笃学博闻,能诗文,工书画,精鉴赏,尤以诗歌享誉于清初文坛,一时文士多与之交游。他与王士祯的交往三十多年,二人唱和频繁。在王士祯的影响下,宋荦也成为报国寺的常客。他写有《上元过报国寺买书》诗:“华灯九陌挂春风,独买残编古寺中……”

由于王士祯与宋荤在清初收藏界名望甚高,他们的造访成为报国寺庙市商贩用以招揽客的“活招牌”。在王士祯自己所著《古夫于亭杂录》中记载:“书贾欲昂其直,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鬻铜玉、窑器,则曰:‘此经商丘宋先生鉴赏者。’”也就是说,报国寺庙市商贩常用王士祯与宋荤鉴赏过的“幌子”,来提高所售书或器物的价格。

当时,在文人之间有这样的说法,寒门学士到北京后想去拜访王士祯,往往拒之门外。于是有人出主意说,可以等到报国寺书市开市的时候,到报国寺内的书摊去等候,就能够见到他。这个说法并非没有依据。

同时代的诗人朱克生就写有《报国寺遇王十一阮亭》诗,记载了他当时在报国寺偶遇王士祯的狂喜:“四年音问绝,忽遇赞公房。悲喜无伦次,寒暄倍惨伤。君方营旅舍,我已速行装。只此斯须会,踌躇燕市旁。”

康熙年间的文人李柟(nán),在报国寺也见到过王士祯,当时王士祯正买了一批书,而其旁边站着一位相面人,正在那里大夸王士祯的长相气度非凡,李柟觉得这个场景太有画面感了,于是就写下了《十五日偶游慈仁庙市,值大司寇王阮亭先生买书而来,旁有相士献谀词,口占一律》这样一首诗:“先生在昔领霜台,此日何期更忝陪。入市偶缘寻竹去,懒朝特为买书来。哀矜共想人能活,骨相何劳客漫猜。天若报施容早退,相逢不用指三台。”此时的王士祯俨然已成报国寺一大景观,文人雅士以能碰见王士祯而自豪。

乾隆年间的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也常到报国寺,他在《题王文简载书图》八首之一中写道:“手植红棠衬绿苔,为安书帙画栏开。记从三五招邀夕,每到报国寺里来。”他在诗后小注:“相传同时诸公候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报国寺书摊相访则见之。”此时,与王士祯在报国寺邂逅已成“江湖传说”,只可凭吊。

除了书画,这里还有其他文人用品出售。康熙年间,戏曲家、诗人孔尚任曾在报国寺购得前代内府两把琵琶。他甚为高兴,于是赋《咏大海潮、小吟蝉两琵琶歌》记之。清初著名诗人、藏砚家黄任有砚癖,旅居京师期间常到报国寺购砚。因为著名藏家的光顾和知名藏品的出现,报国寺声名更盛,成为清初最能代表士人文化的商业场所。

可惜的是,报国寺双松在康熙二十年(1681)后逐渐枯槁(雷梦水《北京慈仁寺考略》),“长松之下”的诗酒之所不复存在。孔尚任的诗文集卷四《长留集》里提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报国寺海棠移入大内。从此,海棠院的盛景渐趋凋零,报国寺逐渐衰落。乾隆年间,报国寺“废为染衣之所”。乾隆十九年(1754),朝廷拨款重修,报国寺也得名“大报国慈仁寺”,虽然报国寺依然受文人墨客欢迎,但未能恢复顺治和康熙年间的盛况。

道光二十三年(1843),晚清书画大家何绍基和近代地理学家、书法家张穆等人在报国寺原僧房处,筹建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经学家顾炎武的亭林祠,报国寺再次成为士人们交游的好去处。第二年起,在报国寺的亭林祠,定期举行顾炎武公祭仪式,一直持续近八十年,这也给报国寺带来了另一番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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