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生命的结局都一样：死亡。就像每个人不能决定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一样，绝大多数人也不能决定自己如何离开这个世界。著名作家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他被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也许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但巨大的痛苦让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前段时间，中国台湾作家琼瑶和继子女们在网络上公开论战，她不希望给失智的丈夫平鑫涛插胃管，而子女们则希望父亲依然活着。

不只是名人有这样的痛苦，72岁的张先生因为一次意外跌倒摔坏了颈椎，瘫痪在床，“有一天夜里，我觉得眉毛奇痒无比，我想伸手去挠挠，但就是够不到眉毛。”张先生本来身体很健康，但飞来横祸让他成为高位截瘫的残疾人，这种痛苦折磨着他，也折磨着他的家人。因为痛苦，他经常和老伴儿吵架，和儿子吵架，甚至和孙子吵架。痛苦至极，他就会要求儿子，“求你了，给我买瓶安眠药，让我死了吧！”儿子当然不会给他买药，这时张先生就更痛苦，“我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

如何让患病的人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并且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像“小象布布”那样不惧死亡

对于中国人来说，死亡是个特别沉重的话题。如果一个家庭准备生育宝宝，孕前会做各种检查，孕期会有一系列的医学保健，这就是“优生”。但是有人想过要“优死”吗？唐丽丽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她曾经见过很多晚期肿瘤的患者。对于死亡，她幽默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其实人生下来之后就是死路一条，但我们要向死而生。”

不过，像唐丽丽这样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考虑过应该如何离开，“可能觉得不吉利。”唐丽丽说，生命远比我们想象得更短暂、更脆弱。“也许就是一次车祸，好好的一个人，转瞬就离开了；昨天还健康的人，今天就确诊罹患了重病，一两个月之后就去世了。”因为文化的缘故，更多的国人特别是老年人不愿意谈及死亡，“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中青年人甚至孩子们都可以接受死亡教育，这种教育会让他们面对死亡时不再恐惧。”

唐丽丽是死亡教育的践行者。10年前，唐丽丽的儿子刚刚5岁。有一天，她和儿子突然谈起了死亡。儿子很担心地说，“妈妈，你会死吗？”“当然会死啊，妈妈老了就会死去。”“那我要想你了可怎么办？”面对儿子提出来的问题，唐丽丽把“皮球”踢了回去，“我死了之后，耳朵关上了，眼睛也闭上了，只能你自己想办法了。”

儿子思考了一会儿，突然说，“我有办法了。”儿子告诉唐丽丽，他打算长大了结婚，然后生一个和妈妈一模一样的女孩，“我生个妈妈，然后把妈妈养大，这样你就又能和我在一起了。”“等你长大了，我就老了，我要是死了，你再生一个我，把我养大，这样我们就永远不分开了。”母子俩说完一席话，儿子伸出了手指，和唐丽丽拉钩，“咱们俩说好了，谁也不许生别人！”

5岁孩子这个充满童趣和哲理的死亡观，让唐丽丽颇受启发。有一次，她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向与会的专家分享了这个故事。当时，推广生前预嘱的罗点点刚好也是听众，“点点老师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于是，她就把这个故事制成了电子绘本《小象布布》，让更多的妈妈讲给孩子听。”唐丽丽说，死亡教育其实也是爱的教育，“它充满着浓浓的亲情，融入了扯不断的爱。”

离去也可以很温馨很美丽

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是恐惧，可能是焦虑，可能是绝望，也可能是解脱。

很多作品中对死亡的描述都是很恐怖的。唐丽丽说，“一个人要去世时，文艺作品中就会下起滂沱大雨、电闪雷鸣，也有可能会是漆黑宁静的夜，伸手不见五指，临终的人绝望又无助。”

能不能让死亡变得幽默一点，或者变得美一点？有这个可能。唐丽丽自己设想着如果有一天离开，她希望能死在亲人的怀中。唐丽丽特别提到影视明星宋丹丹在母亲离开时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中，她拉着妈妈的手，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妈妈感到她并不孤独。”

现在社会上涌现出不少临终关怀机构，唐丽丽特别希望这些临终关怀机构能够真正地提供临终关怀服务，而不是让临终的人去等待死亡。唐丽丽曾经到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临终关怀机构参观，“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这家临终关怀机构的房间都临街，每个房间的窗外都是一片草地。”阳光透过大大的玻璃拉门洒进室内；拉门特别宽，打开后，工作人员就可以将病床推到草坪上，让患者晒太阳。这家临终关怀机构有很多志愿者，他们有人负责弹钢琴，有人负责做饭，有人负责心理疏导……更难得的是，这里还有一只小狗，它能准确地判断哪位患者不久于人世。知道哪位患者即将去世后，小狗就会特别伤心地趴到患者的身边，一直守护着患者，直到他离开。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更愿意开诚布公地面对死亡，国内很多重病患者的家属对于患者的病情往往是遮遮掩掩，家属们谁都不愿意站出来直接告诉患者真实情况，“说的全是谎言。”唐丽丽经常见到患者明明病情十分危重，但是家属会说，“没事，过两天就出院了，彻底好了！”有的患者因为恐惧死亡，久久不能入睡。医生给送助眠药物时，患者还会拒绝：“我怕吃了药就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

怕死实际上是恐惧死亡的过程

这些恐惧死亡的人，其实未必是真正恐惧死亡。很多临终的患者告诉唐丽丽，“唐大夫，其实我不怕死，我只是恐惧死亡的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

这种未知的恐惧，会让即将面对死亡的人感到惊恐，他们会产生各种假设：“我会不会憋死？”“我会不会疼死？”“死亡能不能很平静，像睡觉一样睡过去？”正是因为恐惧，也有很多人“死不瞑目”。

到底如何离开才是最好的离开？唐丽丽说，最好的死亡是自然死亡，就像蜡烛燃尽一样，生命之火自然而然熄灭了，能够这样离开的人都是幸福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在疾病中离开，这个时候，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可能更重要。像文中所说的张先生那样“一心求死”的患者，也不少见。他们觉得“生不如死”，此时的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解脱。但张先生这样除了卧床其他健康指标尚可的患者，“求死”只是家属看到的“表面”，他也许是想获得更多的爱。当然，让他能够有更多的途径“稀释”自己的痛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比如有的患者爱看电视剧，就在床头放一台电视机；如果卧床的病人喜欢听音乐，就多给他准备一些音乐，放一副耳机，随时可以收听音乐。“如果患者没有任何爱好，那可能就比较难办了。”唐丽丽说，这样的患者往往会耗尽家人的精力，让一家人疲惫不堪。“其实，社会上应该有这样的机构来分担家属的压力，让患者能住进照料机构，亲人们每周去看一次病人，病人有盼头，家属也能解放出来。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机构还非常少。”

对于医疗机构里那些临终的患者，他们还需要医务人员更多的照料、更多的关爱；也需要通过医疗手段，帮助他们减轻症状，让他们减少痛苦，让他们生存得更有尊严，也让他们离开得更有尊严，让他们离开的时候更加平静。

本报记者　贾晓宏　J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