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院名誉院长严仁英教授于2017年4月16日13时2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从1935年进入协和医科大学学习，1949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返回祖国，再到后来成了“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百年传奇人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医疗事业的蓬勃发展。

考入协和师从林巧稚

1913年11月26日，严仁英生于天津城西北角严翰林胡同的严家大院，祖父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此时严修先生的大儿子、刚刚出生女婴的父亲严智崇正在英国，按照严家孙辈“仁”字的排序，祖父严修为这个严家孙辈的第18个孩子取名“仁英”。严仁英从5岁即走进中国最早的幼儿园之一，也是祖父一手创办的严氏蒙养园。

1927年，14岁的严仁英经历了严氏蒙养园、严氏女学和中西女中的学习后，考入南开女中。几十年后，已年逾九旬高龄的严仁英仍不忘祖父及南开女中的教育和培养：“我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生了7个孩子，4个女儿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正是爷爷先进的教育思想才能使我们受益……”

在南开女中，十几岁的严仁英坚定了一生从医的志向，南开女中临近毕业时她曾对好友邓婉娥说过：“很早的时候我就想当医生了，我想最早应该是在我小时候，那一次的生病，我走出大门去了医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治病的医生，我想，当时我就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也特别佩服他们。后来看到家里有人生病，可是家里没有一个人会看病，只能找医生。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

1935年，严仁英终于用3年的时间以优异成绩“双肩挑”完成了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业和协和预科课程，如愿考入了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并获得了协和医学院的奖学金。正是在协和，这座20世纪中国医学最高学府，严仁英被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慧眼“相中”，林巧稚决心培养这个得意门生做自己的接班人。而对于当年产科病房里年轻的实习医生严仁英来说，无论是老师林巧稚“万婴之母”的爱心，还是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都成了她心中的楷模。老师坐在产妇床边，摸着产妇肚子观察产妇的子宫收缩，一边面带慈祥的笑容和产妇慢慢聊天，一边不时拿起听诊器听一听胎心，让刚才还充满了产妇呻吟的产房立刻一片静谧，这幅温馨场景，让严仁英终身难忘。几十年后，91岁高龄的严仁英回忆说，恩师林巧稚仍然是她心目中最好的大夫。

实习快结束时，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和小儿科都想留下成绩优秀的严仁英，但在林巧稚的鼓励下，学习优异并取得协和博士学位的严仁英选择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一名住院医师。就如她说过的那样：“产科都是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所以我觉得做产科还不错，还比较心情舒畅，所以决定学产科了……”

抗战结束后，1946年初，严仁英到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任住院总医师，1949年，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一年。后来回国后，严仁英到北大医学院任教。

“我革了临床医学的命”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早已成为新中国一代著名妇产科专家，更以全票当选为北大医院院长。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严仁英上任后第一个决定就是从临床改行做“围产保健”。这一举动，曾被她戏谑地称为“我革了临床医学的命”。

“围产保健”，是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当时少有人知，在国外当时称为“母胎医学”——即将母亲和胎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服务。对严仁英这个“弃临床”、“选保健”的举动，许多人不理解。保健医生待遇不高，不像临床医生可以做手术，还能提高业务、知名度和收入，因而一直少有医生“心甘情愿”去从事保健工作。严仁英却说：“临床医生固然可以给危险的重病人治好，可是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片。”

事实上，严仁英正业从临床转入保健，并非一时冲动，“早在上世纪50年代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期间，我就意识到，在未感觉有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相反，那些晚期子宫颈癌的患者，我们则一筹莫展，那副惨状，真令人痛心……使我下决心转行的原因是受老前辈杨崇瑞博士感召。我没有上过杨大夫办的助产学校，但因她是我恩师林巧稚教授的好友，我通过杨大夫了解到，她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并把学生派往各地开展工作，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对这一伟大创举，我深深地佩服……”

后来也曾有记者问严仁英：“您当时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突然转到一个不被重视的保健行业，为什么？”严仁英回答：“在医院看病，只能是一对一，你看一天看30个病人也就是30个人完了。可是我们到基层就是一个人对一群人，你下去做工作一天可以帮助好几百人，从整个群众来考虑，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做预防工作让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更好吗？这不一样，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这一年，严仁英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亲自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受到启发的严仁英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以往孕妇产前初诊检查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则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如今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早已为人们熟知，严教授的理念已广为接受。

1984年，在严仁英努力下，妇产科“优生保健组”正式命名“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妇儿保健分中心。1989年，又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1990年，严仁英带领妇儿保健中心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正式开始了“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调查研究工作。在严仁英的亲自指导下，他们在山西、河北、江苏和浙江等省的30多个县市建立了现场基地。一边调查中国神经管畸形等重大出生缺陷的发生特点，一边同时对服用叶酸的妇女观察小剂量叶酸增补剂的预防效果。科研工作在这些地区坚持了3年，通过他们对大量的人群研究，最终证实，妇女在怀孕前3个月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这一丰硕研究成果，让严仁英感到无比欣慰。从1996年起，卫生部开始正式采纳施行，全国80％新婚及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了小剂量叶酸增补剂，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即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的出生。为此，严仁英获得了首届“中国人口奖”和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樟树奖”，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杏林双彦”的传奇

生活中的严仁英有一个令人羡慕又敬佩的幸福美满家庭。严仁英与著名皮肤病专家王光超风雨同舟，相知相伴走过了60多年，是名扬世界的“杏林双彦”。王光超和严仁英是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共同的志趣让他们在协和相识相爱，结婚生子后，在西单旧刑部街那个“神秘”的“王光超大夫诊所”，夫妻二人更共同书写了一段为解放区运送药品的传奇故事。

当时的“王光超大夫诊所”实际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王光超也一直在担当着秘密为解放区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这一切，应该归结于王光超有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弟弟王光杰。王光杰早年就读北大数学系，后转入清华电机系攻读无线电专业。“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王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电台，积极筹备建立中共北方局秘密电台。

在王光杰的影响下，王光超一直积极支持弟弟的抗日爱国行动，王光杰和妻子一同去了解放区后，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批准，王光超在家中挂牌开起了“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还在当时的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因此，“王光超大夫诊所”表面上是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病人多时，妹妹王光美也经常当临时护士帮忙。

“王光超大夫诊所”虽然不大，却成了当年革命根据地重要的药品输送站。在日本兵森严把守的北平城，承载着济世救人使命的严仁英和王光超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传送医疗物资。对这段经历，严仁英曾回忆：“……我们在旧刑部街的家中腾出了几间空房，建了王光超私人诊所，期间不断地有地下党人来诊断治病、拿药……我印象最深的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当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崔月犁经常会来诊所取各种急需药品，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没怕过。”

两人相濡以沫，严仁英曾说过：“我们60年没有吵过架，没红过脸。我觉得主要是他好，我没他好……”生活中的王光超甘居“二线”，尽力打理家务，全心支持妻子工作。而在事业上，同样毕业于协和的王光超更是中国著名的皮肤病学家，王光超在北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他不断探索、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北医特色的皮肤科医、教、研制度，一直沿用至今。1995年，王光超被中华医学会表彰为对医学科学发展及学会发展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003年7月，王光超因病不幸辞世。14年后，严仁英也走完了人生旅程，人们景仰的“杏林双彦”虽已告别中华大地，但他们的伉俪深情，他们的幸福美满，却是无数家庭的楷模，永远为人们赞颂。

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