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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为什么是精神偶像?
2023-05-22 17:05:19
北京晚报

犹记得儿时的校园,悬挂着许多名人画像,其中有一苍然老者,目光深邃,眉头紧锁,画像下是大名鼎鼎的“先忧后乐”之语,原来这就是范仲淹。光阴荏苒,当我再次读罢郭宝平的历史小说《范仲淹》,不禁思索:千百年来,我们为什么视范公为精神偶像?为什么在现代社会还要重温这位古人的事迹?

范仲淹谥号“文正”,这是评价人臣的最高礼遇。《宋史》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其实,范仲淹的伟大,并不停留在抽象的赞颂,他一生的轨迹,恰有许多常人能够参照和效仿之处。在我看来,范仲淹最大的“魅力”,便是真诚对待每一个人,务实做好每一件事。

作为个人的范仲淹,正直坦荡,不较利害。范仲淹从地方入朝廷任职后,始终背负“好名”的非议,尤其是担任谏官期间。他对太后还政、官僚选任等事颇多上书,同僚皆认为其博取清名。其中,尤其以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往事,最令人侧目。吕夷简历真宗、仁宗两朝,深受皇帝信赖。范仲淹上《百官图》评论其用人不公,未为国家选贤;吕夷简及诸人,则斥范仲淹结朋党,二人关系紧张。范仲淹一生中,三次贬谪外州,都与吕夷简执掌权柄有关。

然而,吕夷简并非颠倒黑白的奸臣,在西夏战事吃紧时,他建议晋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经略西北,范仲淹闻此讯,遂作《上吕相公书》,以郭子仪、李光弼旧事,表明二人冰释前嫌,共纾国难。晚年,吕夷简退休居于郑州,范仲淹还特意拜访,数十载的宦海沉沦,也让他体会到吕公的难处。用范仲淹自己的词作形容,便是“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不难看出,范仲淹为人处世十分坦荡,并不会因权势和地位与人结交,更不会因个人利益而计较或谋划。不偏不倚、秉持公心,范公如是,做人亦如是。

作为同僚的范仲淹,待人赤诚,知人善任。宋夏战争中,范仲淹始终坚持固守,而韩琦则主张进攻,二人无法调和。其后,部将任福率军冒进,被西夏李元昊埋伏,造成好水川大败,死伤万余。战后韩琦主动承担责任自贬。然而,意见分歧之后,范仲淹和韩琦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亦师亦友的二人,在余生中依然通力合作。

滕宗谅是范仲淹同榜进士,也是新政的支持者,《岳阳楼记》中所说的“滕子京”。他在泾原路主持军备时,筹集资金犒劳将士,被御史弹劾贪污,调查时又烧毁账目,引发极大舆论风波。面对朝廷的处死之议,范仲淹屡次上书,为滕子京说情,关键时刻,范仲淹并没有顾忌负面影响,而是挺身而出为“老战友”开罪。

此外,范仲淹在陕西,重用狄青、种世衡等人,这些将领本是行伍出身,在北宋政治体系下难掌大权。范仲淹在分析局势后,选择信任一线将领,制定了有效战略。有宋一代,文武相戚的事例并不多见。

作为官员的范仲淹,富有良知,求真务实。在小说中,范仲淹感叹:“自任馆阁,端起饭碗,常怀愧疚……坐食禄米而不去为国分忧,就好像专门糟蹋粮食的螟虫一般。”这段话道出范公执政的底色——对百姓怀有尊重和关心,把百姓当做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亦即把人当“人”。

哪怕是最基本的“爱惜百姓”,实则在皇权社会官僚体系下,很不容易做到。官员为自身升迁而好大喜功、敷衍塞责的行径,比比皆是,他们把人视若“人力资源”而非鲜活的生命。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案中,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意在说明体系令作恶者麻木,缺乏思考,缺乏对人性的关心。而在官僚社会中,这种现象十分常见,“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实例在古代社会中不断重演。在此背景下,范仲淹的执政事迹,更显可贵。

范仲淹初入政坛时,力排众议,于泰州修堰、苏州治水、江淮赈灾,这些务实的政绩,给当地百姓带来福祉;主政西北时,他延续对人民的爱惜,甚至为将士的征调、赋税、饮食,连连上奏。有宋一代,真正能带兵打仗的文臣极少,而遵循“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原则,更是罕见。所谓“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不仅是范仲淹的客观描摹,更是一种对苍生命运的感同身受,他把百姓的生活、生命,当作真正重要的事。

“庆历新政”中,范仲淹提出的十条举措,无不体现着家国情怀。首先是对官僚系统的优化,比如减少官员的荫恩(宋朝善待士大夫,给予官员推荐子弟为官的名额);再比如勘核政绩,为官不实欠佳者,不应升迁。其次是恢复生产,比如给官员公田,作为食禄而不再侵占民田;修筑水利、减少徭役,确保农民投入生产。此外,范仲淹还提倡不要频繁发布命令,树立朝廷恩信。

总体上看,范仲淹在调节仁宗朝“官”与“民”的利益。在厚待士大夫的政策下,官僚系统的开支,已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导致穷苦百姓备受盘剥。范仲淹企图解决“冗员”问题,造福民众;不过,他的“公心”触怒了既得利益者,小说中写道:等待恩荫的官僚后代,情绪激动,针扎写有“范仲淹”名字的玩偶。当然,庆历新政也难以继续执行。

晚年的范仲淹,遇到充满志气的王安石,其评价新政“开风气之先”,范仲淹却答道“矫厉过直,亦非好事”。也许,这是范仲淹的肺腑之言,也是多数欲有作为之人的必经道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范仲淹用自己的一生的行事与担当,生动诠释了士大夫的“忠公体国”。

富于良心,诚恳待人;敢于负责,务实做事,这既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也召唤如王安石一样的有志者,努力追求前辈的光芒,更启示后人——那些伟大的人格品质相去不远,它发端于我们每个人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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